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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藝術家,左起:張嘉莉、阿金與丸仔。
立法會於4月通過的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同每個人都有切實關係的,自然是向每位18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派發港幣6000元。但這派錢舉措,隨後便在社會各界掀起廣泛質疑和討論,並一路持續升溫,更牽涉各行各業的爭議。視覺藝術界對此的反響可謂最直接,一批藝術家選擇「用作品說話」,通過創作一個花完這6000元的藝術作品「計劃書」,以表達他們對政府派錢背後暴露出的種種對本地藝術發展的忽視之保留意見。數百億港元不能不說是筆大錢,但對於市民、特別是本土藝術工作者而言,是否真的「等錢使」?從而領受政府的「體貼」之情?意圖之好,與實際產生作用是否好,顯然存有期望與現實的落差。《6,000》觀念藝術計劃書展覽,便是一個以藝術創作為窗口,展示藝術家們深層思考觀念的抒發平台,他們將反思化作話語,希望藉著這些作品喚起香港的共同反思。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為何要作「6000元計劃書」?
身為C&G藝術單位創辦人的張嘉莉和阿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身份,都是藝術家。藝術無法脫離社會話語的整體表述,因而他們創作「計劃書」,首先是一份為社會作出的範式。政府的預算案內容,其實欠缺的是長遠的宏觀打算,因而9位藝術家們便身體力行,以6000元作為創作經費上限,嘗試各自交出一份「計劃書」,計劃以各自方式去花這筆錢。花錢的過程本身即是宣傳香港藝術、更嘗試以藝術方式展示本土藝術工作者的作品。藝術家們圖文並茂的構思計劃手稿,組成了展覽內容。
阿金表示,大家進行這場創作,一方面希望推廣本土的藝術工作者形象,令人們可以辨認出他們的面貌,另方面也是用政府派發的錢「諷刺返」政府對文化產業的忽視。「整日都說要做文化產業、發展西九,但卻是講多過做。」實際上當代藝術可以得到的支持,少之又少。
「計劃書」又同時是種理性的周詳思考,張嘉莉強調了展覽的概念性。「任何大型當代藝術展都需要好的proposal,因而我們用這樣一種特別形式請artisits們創作計劃書。」身為藝術家要有創意,但更要承擔責任。她說:「我們嘗試用這樣的方式去呼籲更多從事藝術的朋友,將這6000元,用來創作。」一傳十、十傳百便是力量,但一定要令更多人知道這訊息。即使是藝術圈子內也不見得人人皆有自覺,去以小見大、用6000元盡可能為藝術添磚加瓦多做些事,故而「計劃」才更承擔重要的示範作用。
阿金認為,政府將本可以用於長遠發展的資金這樣打散派出,其實過於短視。「幾乎沒有人是在等這6000元開飯,政府認為這是對香港好有貢獻,但我們卻有不同的思考。」包括攝影、裝置、畫作、行為藝術在內的不同媒介,組合在一起,也是希望做出多元感,令「計劃」的思路能被不斷拓展豐富。
6000元可以怎樣用?
每位藝術工作者在一個80×50的框內,完成他們的「計劃書」,形式體裁皆不限。丸仔的行為藝術作品《6000蚊花膠被》也是其中之一。作為藝術自遊人、身體作演者的丸仔,以自我的身體提交了一份計劃。他將600張10蚊花膠鈔,以膠紙貼成薄被,用此包裹身體,在街角/梯間度過攝氏16度以下的寒冷一夜,以此諷刺香港生活「窮得只有錢」的荒謬狀態。藝術家們的設想絕對是天馬行空、盡展創意。既有集幾位藝術工作者的6000元、集資做當代藝術roadshow的意念、也有將這筆錢換成300張50元港幣在街頭派發、令市民認識到藝術家「送錢」的構想。
張嘉莉說:「大家並不了解藝術家們的用心,那麼我們就通過種種方式讓人們了解。」當然,大家也會設想到在街頭派鈔票其實很可能更不被理解的狀況,但至少正面意義是貫穿他們「計劃書」主張中的,那主張非常堅定,即是幫助本土藝術工作者力所能及地做出宣傳,讓市民意識到,原來「藝術行為」根本就是生活的組成部分。
對藝術家們而言,用這6000元如何做到更多事,是這場集體創作背後的思考動力。6000元的可能性既可以是積少成多,譬如集資一個6萬元的package,幫藝術工作者爭取廣告位宣傳,也可以是兌換為6000張1元紙幣,將他們的頭像印在上面、擺在公共場所讓大家取用。更可以是邀請幾個做不同藝術媒介的朋友,找一個場地,每人做一段時間的創作展示,或許日後加入的人多了,便可以將這基礎構思擴展為土地藝術。
總而言之,就是不要浪費掉這筆錢,正如張嘉莉所言:「創作可以激發大家思考,而不是隨便拿這筆錢去買個手袋,我們希望真正做到一點事、起到一點影響。」除去消費之外,錢可以用得更有意義,而倘若每個市民心中都有這樣的自覺,「計劃書」的創作便也起到了社會推動的功用。
其實大家都只希望香港更好
政府對視覺藝術界缺乏合理資助,也是這次藝術家們創作背後的深層焦慮。推動本地藝術發展並非只是「講多過做」,對於當代藝術,其實政府的認知並不足夠,故而在發展推行上也總令藝術家們感到難以到位。阿金表示:「香港有表演藝術委員會,卻沒有一個專司視覺藝術推廣的機構。其實視覺藝術的受眾很多,無論是商場還是其他公共空間,觀眾流量很大,但藝術工作者們擁有的資源卻很少。」
他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政府財政分配中對當代藝術這一領域的忽視。「藝術工作者在政策中得到的關注一直較少,但我們會繼續做下去。」其實藝術家們藉創作表達的,不過是最基本的詢喚關注之訴求,他們只不過希望「推動文化」不只流於口頭,而能令政府真正付諸政策、以及資源上的支持。
「其實大家都只是希望,香港更好。」丸仔這句樸實的表述令記者不禁內心一動。是啊,非牟利藝術團體自發聚攏藝術工作者的資源與精力,不過只是希望可以香港可以好一點、再好一點。丸仔說,其實許多市民是有這樣的意識的,他們也知道政府的派錢方式並不能幫到真正的窮人、反而會分散資金,表面是好心幫助,其實卻難以起到實質作用,只不過這效率至上的社會中,人們忙於搵食,也只好不發怨言,甚至更無時間、空間去將這些片段的思考作出集中表述。
「但我們身為藝術家,我們有這樣的發表意見的空間,那麼有甚麼理由不做?」派錢方案中的漏洞不言自明,而透過展覽,這些深愛香港的本土藝術工作者們,也只是在以他們的方式去發聲、以他們的創意令普羅大眾能聯想得更深入細密、更為長遠。反思可以創造力量,更可以建構人們的集體思考。故而,我們也發現,藝術所能創造的奇跡,其實遠遠超乎我們的理解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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