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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採訪的篾匠（左一）和編輯成員高登科（左二）、吳垠（右一）
「在現代化的今天，一切都快速起來了……我們需要慢下腳步……質樸而溫暖的手工可以讓人在焦躁、冰冷的工業城市中感受到美好……《蝸牛》雜誌，就是想要抓住時代的尾巴，找到這一點美好。」這是刊登在今年深秋出版的一本「記錄民間之美」的民藝雜誌《蝸牛》創刊號「刊首語」中的一段話。開宗明義，來自北京的《蝸牛》就是要記錄「慢生活」中的美好。 ■文：白金 圖：鄧超
《蝸牛》看上去有點像台北的小清新雜誌《蘑菇》，沒那麼厚，當然，也沒那麼專業，尤其是排版。它的出版周期也慢吞吞的。《蝸牛》是季刊，創刊號的封面標著「夏」，採訪早在四月份就完成了，出版已在九月底，正式銷售與讀者見面是在十月份。眼看第二期「秋季刊」的出版要在隆冬時分。
但是，《蝸牛》至少是獨特的。它的題材新鮮，來自第一手的田野調查，帶著泥土的氣息，聞所未聞。它的採集方式也特別，這些從來沒有過記者證的「記者」，從來都是以到鄉下「玩耍」的學生面目出現在老鄉家裡，得到原生態的「口述」。它的呈現手法有趣，基本上，一本雜誌從頭到尾，是圖文並茂地從方方面面講述一個主題、甚至一座村莊、一個家族。最重要的是，它的態度極為真誠，你從整本雜誌的大小細節，從三位核心成員講述雜誌「緣起」的文字中，完全可以體會到這一點。
如果你了解到這本有著幾分青澀、幾分稚嫩的雜誌出自幾位完全跟出版、媒體無關的北京「八零後」年輕人，他們或是美院的旁聽生、或是在校生，不但未能從雜誌的出版中賺得分文，相反，還得搭進大量的時間精力、採訪出資乃至出版成本，也許會有一點點的好奇心，為甚麼這些年輕人願意付出如此大的心血去做一本這麼「冷僻」的刊物？
八零後的自我救贖
27歲的鄧超是《蝸牛》出版人，這位來自山東青州農村的年輕人曾遠赴烏克蘭、俄羅斯留學，卻經歷了「各種迷茫」。
「當初因為家裡有親戚在烏克蘭，我去了明斯克（基輔）的國立科技大學，那裡是前蘇聯的重工業基地。先學了一年俄語，後來進了航空航天專業，結果發現學不到真正的技術，只好轉學去了俄羅斯聖彼得堡的一間大學。那所學校的人類學、哲學專業都特別好，我很想學哲學，但為了給家裡有個交代，最後選了經濟管理專業，實際上大量時間都在看社會學書籍，摸索人生方向。」
鄧超在國外熬了兩三年後，終於在2007年初回國。「我在俄羅斯最後是退學，農村很容易家長裡短。」鄧超在家消磨半年光陰後，「打著自學考試的幌子」逃到北京。高中升學時，鄧超學過美術，到了北京他乾脆到清華美院旁聽起課來。
「考古課我完整聽完了；最喜歡的課是佛教藝術和民間美術；中國書畫史和版畫史斷斷續續聽過。」如果說，最初鄧超選擇「佛教藝術」有著擺脫人生困惑的因素，一旦進入這些「與藝術、美學相關的東西」，他突然明白，原來自己「開始真正找到人生方向」。
為了維生，他在咖啡館兼過職，在街頭擺過地攤賣過舊雜誌。「我至今仍被街頭攤販間的溫情所感動，我們會為當天第一個賺到三十元的人歡呼。那些大媽大爺看我賣又重又不好搬的舊雜誌，總是好心地勸我改賣跟他們一樣的貨物……」
2010年鄧超旁聽了清華美院藝術史論系楊陽老師的民間美術課，這年7月他跟著學校師生到湖南參加民間藝術田野考察。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民間藝術這個詞彙，後來讀了楊先讓先生與楊陽合著的《黃河十四走》，這是他們八十年代對黃河流域民間藝術進行田野調查的一份報告。這本書對我影響極大，激發了我直覺的美感，特別想去看看現狀，於是在農曆新年前重走了一遍『十四走』。結果讓人痛心不已，僅僅時隔二十年，當年的那些民間美術已經衰敗不堪，活在民間的工藝品基本上看不到了。」心痛之餘，鄧超開始思考自己能做些甚麼。「之前想做一個網站，後來覺得雜誌更接近傳統的方式。」
無知無畏的第一步
《蝸牛》的主要班底除了鄧超外，就是主編吳垠和編輯高登科。吳垠是中央美院考古美術的博士生（研究生），曾經在漢聲實習過半年；高登科呢，是清華美院的研究生，他倆都是鄧超在清華美院旁聽時交上的好友。整本雜誌的插圖、美編和封面，基本上是快要出國留學的任妍一手承擔了。至於採訪線索，就在「朋友的朋友」中四處打聽，第一期的主題《竹子，大地的禮物》中的李瞇瞇，就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撞」到的。
今年4月2日，經過11個小時的火車硬座、3個小時的汽車……「蝸牛們」來到江西婺源黃源村的瞇瞇家，在這裡認識了瞇瞇的大舅石水生，一位巧手篾匠；從瞇瞇的母親石龍英嘴裡，聽到了很多關於瞇瞇外公石武發，一個老篾匠的故事；又從黃源村來到附近清華鎮的油紙傘廠，還跟瞇瞇父親到茶田採有機「明前茶」，順便走訪了家裡山上種有竹子的瞇瞇姑父；最後，當然是一幅瞇瞇家的「開心農場」全景圖。「把瞇瞇家的親戚走了個遍」，一步一景一工藝，環環相扣，自然延展，煞是好看，欣賞活在現實中的民藝之餘，渾然被質樸的親情所包圍。
花了4天時間採訪，這期《蝸牛》希望通過介紹竹子在當地是怎麼融入日常生活的，展現普通人對民間藝術的直感力和一種活的傳統。「工匠曾經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在自給自足的時代，有技能的人往往受到社會尊重，地位很高。」鄧超舉了一個竹籃編織工的例子，「有經驗的竹籃編織工是根據你的身高、體魄定製，編出來的竹籃大小正好適合你用。編一個竹籃正好是一整天，一天一個工，一個工120元。工匠們只是冬天農閒時才做，做完一個村再做一個村，是完全順應自然的一種生活方式。到八十年代，塑料製品慢慢開始替代手工品，畢竟一個塑料盆才三五塊……但手工製品作為家庭情感的紐帶其實哪裡是工業化產品可以替代的。」
鄧超出《蝸牛》有點誤打誤撞，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上了賊船」。他有次在地鐵站看到有人在散發關於男女健康的DM雜誌，一看成本不過1塊錢。等他動了辦雜誌的念頭，採訪全部進行完了，準備印刷的時候才發現，壞了，按照他們的設計要求，每冊成本居然要9塊。
「原本我們希望做成老《裝飾》的開本，但聽說那樣會浪費紙，增加成本，只好改成正度十六開，40頁，最後是照著上世紀90年代初的《美術》雜誌開本做的。」鄧超收有自1976年創刊第二期始的幾乎全部《美術》。本來他只想印200冊，但那樣每冊成本更高，最後印了1,000冊。「就當是扔塊石子進去，看能否激起些水花」，鄧超笑起來，他覺得那些專業的民藝書讀起來比較枯燥，「本來是沒文化的老大娘看了都高興的東西，結果連知識分子都看不懂。我想換個語境說話。」
至於雜誌怎麼發行，是否能夠維持下去，「我們對這些問題依然不知如何作答。包括作為創刊號選題的確定，我們都是用了不到30分鐘就決定了。現在看來是相當草率，不過也很慶幸，正是抱著對傳統民藝的熱愛，我們無知無畏地邁出了這最艱難的第一步。否則，我們或許就因著這無數的困難，早早就喪失了前行的勇氣。」鄧超笑道。
未曾計劃的遠景
《蝸牛》的為人所知，基本靠口碑。目前，《蝸牛》在北京、深圳、廣州等近20個城市有經銷點，在淘寶上也有網店，特別是在微博亮相後，得到不少人的關注，光在淘寶上就賣了100冊。
算經濟賬，當然是虧的。雜誌的三位骨幹是不支薪的，包括全職投入的鄧超。在首期雜誌，據說除了一篇「關係稍遠」的朋友的千字短文配稿付了稿酬外，全是這些「義工」的自採自編自畫自攝。問鄧超，為甚麼在知道了雜誌的印刷成本遠超預料後，不即時剎車？他沉思了一會，說：「因為喜歡，真的喜歡。雖然辛苦，但我從他們的生命經驗和生活態度中得到的更多。」
儘管財務狀況窘迫，「蝸牛」們在採訪上的投入並不吝嗇。「每次採訪都不會短於10天。我們會盡量在農村住下來，不走馬觀花。」《蝸牛》的第二期主題是關於藏家和苗家，他們在四川甘孜州的獨馬村，和藏民一起生活了7天。「那次採訪花了兩周，從北京到獨馬村就要4天，來回就是8天。川藏北線車顛得厲害，小巴、農用車……甚麼交通工具都坐了，唯一不敢省的是買保險。」在尚未出版的第二期《蝸牛》後記中，鄧超這樣寫道：為了節省一點錢，我謊稱沒有買到從北京到成都的硬臥車票。30多個小時，2,200公里，就這麼坐了一路。我都沒有為（嚮導、翻譯）德吉還是一個女孩子設身處地地想想……借這個機會，我向這位真誠而善良的朋友乞求原諒。
這個春節，「蝸牛」們會在鄧超的老家山東，為第三期《蝸牛》忙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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