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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鍾庭耀先生的民調對港人的分類的確不合邏輯。從邏輯學的同一律來看，在使用概念時，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確定的，不能隨意變換。違反該要求就會犯「混淆概念」或「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皆屬於「中國人」，鍾庭耀先生的分類不在同一層次上，並且把同屬一類的人群分為不同屬，是隨意變換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違反了邏輯學的同一律。調查把香港人和中國人並列和對立，也悖逆了香港人和內地人之間民胞物與、血濃於水的感情。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近公布的港人「身份認同」調查，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調查指市民對「香港人」身份認同升至10年新高，但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就跌至新低。中聯辦宣文部部長郝鐵川先生指出，鍾庭耀先生的民調給出的選項，實質和目的是把香港人和中國人並列，讓港人在它們之間選一個，這樣的議題設置本身就「不科學」及「不合邏輯」。
調查隨意變換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邏輯學的分類要求避免類型之間的相互交叉，鍾庭耀先生的民調把同屬「中國人」的「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在分類類型之間相互交叉，分類不在同一層次上，並且把同屬一類的人群分為不同屬，違反了邏輯學的分類要求避免類型之間的相互交叉。在鍾庭耀先生的民調中，「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的含義是相同的，其統計結果應當是一樣的，但民調的結果卻分別是25％和18％。又如民調的四類人的總和是98％，都是此地的「中國人」，但結果卻只有17％是「中國人」。這種不合理的結果，都是分類「不科學」及「不合邏輯」的結果。
邏輯學要求在運用判斷進行推理和論證時，判斷必須保持自身的同一，不能隨意變換，違反該要求，就會犯「轉移論題」或「偷換論題」的邏輯錯誤。鍾庭耀先生對其民調進行推理和論證時，指「因為中國經濟好了，應該認同感向上，說明下跌原因並非跟經濟發展有關」，並與「北京政府對待異見人士、溫州動車追撞事故等」掛鈎，這種推理和論證，是典型的「轉移論題」或「偷換論題」的邏輯錯誤。
可見，鍾庭耀先生的民調從分類、統計結果，到判斷和推理，都「不科學」及「不合邏輯」，郝鐵川先生指出問題所在，乃實事求是。
「不合邏輯」不會因存在已久變為「合邏輯」
鍾庭耀先生指「香港人」跟「中國人」身份對立的研究方法，在1985年至1986年，已經廣為本地社會學家採用，並非出自他的計劃云云。某報社論亦指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有關港人身份認同調查早在回歸前多年已開始，根本沒有甚麼特別政治目的或意圖，20年來本地以至海外學術界都沒有類似質疑云云。但是，「香港人」跟「中國人」身份對立的研究方法「不科學」及「不合邏輯」，不會因存在已久變為「合邏輯」。
香港開埠200多年，有150多年是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殖民統治時期因此被英國人比喻為「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英國作家理查．休斯（Richard Hughes, 1900-1976）在1968年寫了一本書《香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Hong Kong -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書的封面是一幀照片：兩個洋人在打板球，背景則是舊中銀大廈。這幀照片的板球源自英格蘭，在英屬殖民統治地特別流行，是英國的象徵，而舊中銀大廈明顯是中國的象徵。英國人的借來感，源自英國是通過3個不平等條約強佔港島及九龍新界，他們早就預感到遲早要交還中國；而部分香港人對「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認同，儘管是源於部分上一代以過客的寄居心態在香港生活，但從根本上講畢竟不合邏輯，如果對本地華人來說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和地方，豈不意味著「香港人」跟「中國人」身份是對立的？應該指出，所謂「香港人」跟「中國人」身份對立的研究方法在上世紀80年代已有人採用，在某種程度上是「借來論」的謬種流傳。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當日，中英互相交換了關於香港居民國籍問題的備忘錄，港人的國民身份已是中國公民，不再是「英國屬土公民」。而香港自1997年7月1日起回歸祖國，意味著香港居民身份從所謂「英國屬土公民」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正式轉換，香港人真正開始以「自己的時間，自己的地方」書寫歷史。香港回歸後，鍾庭耀先生的調查仍然把香港人和中國人並列和對立，一開始就是「不科學」及「不合邏輯」的，不會因為存在已久就變為「合邏輯」。
香港人越來越認同自己屬於中國人
從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慣例來看，國民教育這一種集體認同（mass identification）過程，是關乎如何在屬於同一國家的群體中，建立國民身份的意識。國民教育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國家，固然有不同的內涵，但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卻是一脈相承。在美國，無論是小學、中學，還是大學，都必須學習歷史。歷史教育向美國人傳授了這種思想：我是美國人，我自豪！事實證明，美國人普遍都有一種優越感和自豪感。
回歸14年多來，香港人越來越認同自己屬於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當「神舟」升空、「嫦娥」奔月、神八與天宮交會對接之時，當北京奧運與上海世博會成功舉行之時，港人為祖國歡呼，此情此景也突顯了港人同為中國人的身份。當內地洪水肆虐、地震發威、同胞罹難、災民遍野之時，因為血濃於水，香港人悲哀垂淚，伸出同情之手，為救災努力，這是因為同為中國人身份使香港人義無反顧。把香港人和中國人並列和對立，也悖逆了香港人和內地人之間民胞物與、血濃於水的感情。
中國經濟起飛，香港與內地在各方面的合作日益緊密，香港只有融入國家才能有更大的發展潛質。如果不認識國家，香港怎麼能發展？港人如果對國家民族沒有認同感，怎麼能抓住國家發展的機遇拓展自己的出路？正如呂大樂教授認為，舊的思考框框已不合時宜，「今天，香港的狀況卻剛好倒轉過來。在全球及區域經濟的新佈局底下，香港經濟與社會的定位，實在難以抽離於中國—作為國家及一個經濟實體。對不喜歡這個狀態的人來說，香港的情況是『被定位』了。但撇開個人喜好，這個定位又確實可以為香港這處地方—由旅遊、零售消費、與珠三角緊密聯繫的製造業及其相關服務、地產，以至財經金融—帶來方向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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