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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經濟研究處高級經濟研究員戴道華
新加坡和香港這種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經濟發展反映了同為細小開放的城市型經濟體，兩者還是有區別。長期以來雙方被視為是主要競爭對手，但事實上雙方直接競爭的激烈程度有被誇大之嫌，更準確來說雙方在不同經濟基礎上面互有發展，各展所長，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不太可能相互替代。據此，香港在參考新加坡經濟發展經驗的同時更要認清自身的優勢和發展方向，而非簡單照搬新加坡的模式。
如前所述，從經濟增長的平穩程度來看，香港稍稍佔優，但從經濟增長的絕對速度來看，則新加坡稍稍佔優。而在總量上，據IMF估計，2011年新加坡的經濟規模增至2665億美元，在全球居第37位，歷史上首次超過居兩位之後的香港經濟的2469億美元（註：香港尚未公佈2011年全年數字，該數字為估算值）。而由於新加坡的人口不足500萬人，遠低於香港的711萬人，故同年新加坡的人均GDP以50714美元高居全球第11位，香港排名則後至25位，人均GDP只得34393美元。不過，兩者的差別並非源於發展的較大落差之上。
新加坡有、但香港沒有的主要包括一個強勢和高度介入經濟的政府、不菲的製造業基礎、以及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可浮動的匯率機制。與之不同，香港則一向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經濟結構幾乎完全以服務業為主，實行的是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制度。除此之外，新加坡在亞洲美元離岸中心、衍生產品中心和博彩業上面大做發展文章，但它卻不具備與中國內地在地理和經濟、金融上的緊密聯繫，故也無法複製香港的離岸人民幣中心、股市集資中心等的發展。據此，兩地相似但又差異化的發展反而是主流。
兩者各有不同制度和優勢
站在香港的角度而言，政府在經濟當中的角色可以適度增加，產業可以適度多元化，但絕不可能做到像新加坡一樣的程度，因為不僅是理念上的根本逆轉並不可行，而且整個政府架構乃至經濟結構的再造也不現實。這便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製造業能否在香港重振主要依靠市場力量，因為在高成本之下，香港外遷的低附加值製造業是不可能回流的，而要從無到有培育和發展高增值的製造業如電子、製藥、生化等沒有政府長時間和大量資源的扶持是難以成功的，重大的轉型並非單靠主觀願望就能實現。
至於匯率制度，表面上看各有所長：如新加坡的較具彈性，賦予新加坡央行以更大的匯率政策空間；香港則為準美元區，匯率風險低。但實際上匯率制度深刻影響著對香港和新加坡經濟發展的評估。2011年新加坡以美元計算的名義經濟規模首次超越香港，超出的幅度為7.9%；在人均GDP方面，新加坡同期超過香港的幅度更高達47.5%。回顧歷史，早在2002年，當時新加坡的名義經濟總量較香港低八成，10年之後能夠反超，而且人均GDP更是大幅超前，其原因並非是新加坡取得了香港所不能及的飛躍發展，而主要是匯率和通脹在起作用。美元自2002年起展開大跌浪，美元指數10年間下跌逾三成，新加坡元兌美元匯率期間亦從最低時的1美元兌1.8539新加坡元大幅升值逾四成至1美元兌1.2910新加坡元，由於香港實行聯繫匯率的緣故，港元兌美元匯率基本不變，因此匯率因素便解釋了新加坡經濟規模趕超香港的約一半原因。
港市場主導特色不易改變
另外一半的解釋在於通脹水平的差異之上。美元自2002年展開大跌浪的同時，香港經歷的先是通縮、後是長期低通脹，而期間新加坡的通脹水平以GDP平減物價指數按年的變化計算長期高於香港。從2002年首季至2011年第3季的39個季度當中，新加坡GDP平減物價指數升幅高於香港的便有30個季度，平均每季的通脹差為2.15個百分點。由於名義經濟規模是實質經濟總量加通脹的產物，因此這就解釋了新加坡經濟能迅速趕超香港的另外一半原因，亦即兩地的長期平均實質經濟增長水平其實相差不大。
總結而言，新加坡和香港無論是經濟結構還是發展模式都各有優勢。短期來看，同受外圍衝擊，兩者經濟相似之處會令未來短期的經濟表現趨同；中長期而言，謀求發展還要視各自優勢的發揮。新加坡的產業結構、政府角色和匯率制度香港都未必能複製，但香港在背靠中國內地、成為首選的中國投、融資中心、離岸人民幣中心、旅遊業中心和服務中心乃至國際金融中心等方面的優勢又非新加坡可掌握。只要要能把握自身獨特的發展機遇，香港經濟仍將大有可為。（摘自中銀財經述評：《新加坡的經濟形勢以及對香港的啟示》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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