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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工會和勞工團體昨日發起遊行，要求當局檢討最低工資和盡快訂立標準工時。最低工資的實施無疑改善了基層工人的生活水平。根據生活指數的提升適當增加最低工資也是應該的。不過，解決貧窮問題不能過於依賴最低工資，過多地將社會福利的因素加入最低工資的概念之中是不合理的。政府應該採取擴大「交通津貼」、實施「貧窮津貼」等扶貧措施，與最低工資相配合，來紓解日益嚴重的在職貧窮問題。如果只是一味要求提高最低工資來扶助基層僱員，只會對那些僱用低薪工人的弱勢中小企帶來更大的衝擊。
最低工資實施後，基層工人的生活，的確有所改善。目前本港最新失業率為3.4%，與去年首季的3.5%相若，反映工人的基本工資得到保障後，仍能保住飯碗。不少社會人士均希望，最低工資能直接幫助勞工階層，填補未能以現有綜援網涵蓋的空間。樂施會今年4月公佈的調查發現，最低工資實施以來，近7成被訪低收入人士及家庭受惠，更有約4成受訪綜援人士，因最低工資而有意放棄政府援助，轉投勞工市場。這情況即可說明，最低工資不但可保障勞工起碼的生活水平，且可成為基層市民自助自救的助力。但訂立標準工時，卻未可與訂立最低工資等量齊觀，需要社會進一步討論，尋求共識。
也要看到，實施最低工資，對不少弱勢企業帶來較大成本壓力。飲食業慨歎請人難，一些需體力勞動的行業也難以招到足夠人手；保安員因最低工資加薪後，加重了清貧業主管理上的成本負擔。今後如仍單靠最低工資扶貧，衍生的副作用又未能及時解決，最後可能會形成「勞資雙輸」的局面。同時，最低工資的影響並未對大企業構成沉重負擔。大企業本身財力雄厚，足以應付最低工資帶來的衝擊，更多情況是大企業甚至將工作外判，將負擔轉嫁予中小企。如此一來，中小企經營困難仍無改善。
最低工資委員會現時已就28元時薪最低工資制度進行諮詢，社會就最低時薪和標準工時展開新一輪討論之餘，應憑最低工資實踐一年的經驗，進一步探討如何配合其他扶貧措施。扶貧工作涉及多個政策範疇，新一屆政府已表示會重新設立扶貧委員會，期望扶貧委員會提出更多措施，由政府承擔扶貧責任，而非全部轉嫁給弱勢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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