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某種角度說，學者大抵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名實相符，這是大多數。一類是名不符實，這是少數。還有一類則是有實無名，這一類究竟數量如何，很難估算。因為他們鮮為人知，我所認識的李誠先生就屬於這一類。
表面看來，李先生是個純粹的學者，其實在他的內心深處，始終蘊藏著一種對國家、對民族強烈的責任感。他並非是一個為趣味而讀書的人。記得70年代中期的一個夏天，我從鄉村回城探親，當去看望李先生時，發現他正半跪式趴在一張小涼床前揮汗如雨般地寫作。小床上鋪滿了線裝書和平裝書，約幾十本。李先生對我說，他想寫一部《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講述中華文化的變遷。其中多用考據的方法，譬如某一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當時的發生地或出生地，現在應為何處，同時將糾正一些錯漏的說法。究其本意，則是要說明中華文化是綿延不絕的，是必然要中興的。講到慷慨處，李先生引出顧炎武寫《日知錄》的開頭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且說他要把這八個字寫進卷首語中。從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隱約地預感到這個動亂的年代行將結束，中華文化繁榮的時代即將開始。
不幸的是，李先生在他大作寫到一半的時候，在春天伊始，冰封正待消盡之時，卻悄然離開了人世。
李先生的死是默默的，他不希望有追悼會或告別儀式之類，生前他曾交代其子，只要將他的骨灰撒到一條流動著的河裡即可。
誠然，流動的河水總是不腐的。
（摘自李克強1997年發表的《追憶李誠先生》一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