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張彤禾。。本報記者章羅蘭攝
人們往往傾向於「臉譜化」並不了解的群體，若對西方人提到中國工人，大多會想到「血汗工廠」。近年來一系列關於富士康的報道，更是賦予了打工者一系列符號——長時間加班、單調、重複、高強度、缺乏交流、社會底層。不過，在與東莞女工深入交往兩年後，張彤禾寫出了不一樣的東西。她用一線材料，血肉豐滿地還原了一群打工女孩的形象，她們真實而鮮活，並非時代的犧牲品。 ■文、圖：香港文匯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普利策獎得主伊安．約翰遜曾表示，張彤禾的《打工女孩》是關於中國的必讀書，「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是世界工廠，但我卻第一次在這本書中，真正認識到中國工人的樣子，她們的力量與活力。」
美籍華人張彤禾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此前曾擔任《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紐約客》、《國家地理》等媒體的撰稿人。她的丈夫彼得．海斯勒（何偉）同樣以描寫當代中國的非虛構作品而聞名。近日，由張彤禾歷時兩年追蹤報道所完成的《打工女孩》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出版，她本人也於4月來華，在京滬兩地和讀者見面。
重新書寫農民工
張彤禾關注的農民工群體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石，他們數量龐大卻面貌模糊——打工者如何從鄉村走出來？他們對生活的希望、對成功的期盼是什麼？他們的上行通道是否通暢？他們最想改善的是什麼？在書中，張彤禾給出了她的回答：農民工出去打工的動因，並非極端貧窮而是無所事事；農民工將「見世面」，「自我發展」，「學習新技能」與增加收入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通過打工獲取向上流動是可能的，工廠的管理層幾乎都來自流水線；他們最想改善的是獲得更好的學習機會。
張彤禾筆下的打工者，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不是五十來歲，皮膚黝黑，從農田裡來並終將回農村裡去的那些人，她描寫的是更年輕的一代。「他們是農村裡的精英，他們年輕，受過較好的教育，比留在村裡的那些人上進。」在張彤禾看來，如今大多數年輕的農民工不再是種地出身，而是從學校出來，種地其實只是他們看見自己父母做的事，這些農村精英走出農村，是為了在城市生根，而他們的流動則代表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當代中國的微觀寫照
更進一步，張彤禾專注描寫的是年輕一代打工者中的女性。外出打工整個地改變了她們的命運，城市生活改變了打工女孩對婚姻的期待，她們不再願意嫁給依然留在農村的男性。掙更多錢則提高了她們在家庭中的經濟地位，也改變了家庭的權力結構，這些女性變得比父輩更有權威；城市也改變了她們的生活習慣，她們回鄉後會在有霧的早晨關上窗戶，告訴母親濕氣對身體不好，要求弟妹把垃圾扔在口袋裡而不是隨地丟棄。張彤禾在東莞仔細地記錄下了打工女孩人生轉變的過程，而打工女孩的生活變化正是當代中國的微觀寫照。
張彤禾原本以為，以外國記者的身份，在中國深入採訪，一定困難重重，實際情況卻大相逕庭。「當你是記者，特別是外國記者，總擔心有什麼官方人士會來找你麻煩，但很奇怪的是，我在東莞採訪的兩年，感覺這兒好像沒什麼政府官員，」張彤禾說，「我就跟工廠裡的女孩們聊天，政府好像離得很遠，大概只在市中心裡有。」
相對而言，與採訪對象保持長時間的聯絡，卻不那麼容易，「這些女孩流動性很高，你今天見到一個女孩，跟她熟絡些，希望寫她的故事，也希望跟她交朋友，第二次就找不到她，她可能改變了工作，或者她換了手機，或者她沒有手機，一下子就失去了所有的聯繫。」
至於如何取得女孩們的信任，張彤禾將此歸功於殊途同歸的身份認同：「她們都是外來的，我也是外來的，這讓她們比較容易接受我，我對她們好奇，她們也對我好奇，相互之間的興趣，讓我們成為好朋友。」而隨著採訪的深入，張彤禾發現自己特別能理解這些女孩，「與她們一樣，我也離開了家，同樣了解生活在舉目無親的地方，那種孤獨漂浮的感覺，也能理解開始一段全新生活的快樂與自由。」
興致勃勃地寫中國故事
《打工女孩》在美國出版的時候，曾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其實也很好奇，幫我造鞋或者造皮包造手機的這個人是誰？在他們根深蒂固的印象中，這個女孩一定很受罪，一定常常受虐待，因為當地的報紙常常這麼寫，」張彤禾笑言，但看完書之後，這些陳詞濫調就被顛覆了，「原來這些中國的女孩也有她們自己的生活，她們有豐富的思想，豐富的生活，美國讀者覺得這個發現很有意思。」
說到丈夫何偉，張彤禾坦言對她的幫助「特別特別大」，「從最初萌生寫《打工女孩》的念頭起，何偉就特別鼓勵我，我在東莞採訪的兩年，經常給他寫很長的E-mail，告訴他我在廠裡的宿舍看到的事，他會很有興趣，回信問我很多問題，一個人在外面採訪這麼長時間，有一個人真的很關心你說的那些東西，也有很多看法，這樣的鼓勵是多麼重要。」張彤禾透露，他們夫婦身邊有一小圈子朋友，都是著筆於中國的外國記者或作家，「我們常常在一起，興致勃勃地寫中國故事，寫完了就彼此分享，大家就會提出很多有用的建議。」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