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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27日電 20年前,在汪辜會談之前,兩岸關係已隔絕了40多年。陌生感與疏離感,凸顯了第一次「談什麼」的重要性,而這也正是當時困擾汪道涵的一道難題。作為親歷者之一的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知名台灣問題專家章念馳(見圖)回憶道:「在汪老準備去新加坡之前,我們非常密集地做了各種各樣的準備。」
針對首次商談的「敲門磚」,章念馳指「當時普遍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先解決經濟上的、事務性問題;而另一種觀點則是希望利用接觸機會解決政治難題」。
事實證明先經後政正確
會談最終簽署了四項協議,成為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的開始。章念馳回憶,事後汪道涵再三表示:「1993年汪辜會談達成的是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商談原則,這才是我和辜振甫的共識。」
章念馳指出:「1993年的時候,『一個中國』並不是問題,台灣還設立了『國統會』和『國統綱領』;相反,兩岸怎麼交流、怎麼往來才是問題,兩會是解決如何通商等功能性問題的機構,很負責任地說,事實證明『先經後政』是正確的。」
美國插手阻礙兩岸交往
章念馳說,「『先經後政』不像人家說的『只經不政』,經濟本身就是一篇政治大文章,經濟文章做好了,政治上就主動得多。
汪辜會談為什麼只有一次,沒有第二次。章念馳說,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與美國的插手施加壓力分不開。「兩岸一下子打破幾十年的隔絕,迅速握起手來達成協議,馬上引起美國的高度警惕,它通過各種途徑對下一次的展開施加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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