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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沸揚揚的西安興教寺申遺拆遷事件，在諸多媒體的高溫炒作下，現已呈現「百家爭鳴」的喧囂局面。各類不理性的宣傳、各種不負責任的報道、近乎於咒罵的言語、幾近「浴血」式的護寺行為，令文明古都黯然流淚。權利、宗教、文化、旅遊、開發、等諸多關係錯綜複雜，絲綢之路更加「崎嶇」，千年古道撲朔迷離。反思之餘，冷靜、客觀、理性、現實、人文再加上平等對話溝通，極待呼之欲出。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李利安教授，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陽光、公正的對「興教寺事件」抽絲剝繭，觀點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富義、劉寶珠
記者：請李教授介紹一下「興教寺事件」的始末，並闡述您的觀點和建議，謝謝！
李利安：感謝文匯報對我的家鄉西安的關注，我將從五個方面來說明我的觀點。
一、申遺：興教寺遭遇「綁架」
興教寺又名「慈恩塔院」，全稱護國興教寺，位於西安南郊終南山下的少陵原南坡上。歷史上最著名的西天取經高僧、為中國佛教做出巨大貢獻的大唐三藏法師玄奘於麟德元年（664）圓寂，葬於滻水之東的白鹿原畔。總章二年（669），奉高宗敕命，玄奘法師的靈骨遷移於此，建塔安奉，稱為「慈恩塔院」。唐中宗（705-710）為玄奘大師親制影贊，諡號大遍覺，塔稱大遍覺塔。後因塔建寺，唐肅宗（756-761）拜謁玄奘靈塔時，題額「興教」，遂稱寺院為興教寺。
玄奘一生弟子極多，中國弟子中最著名的是窺基，國外弟子中最著名的是圓測。窺基為唐初將門之後，出家後師從玄奘，著述宏富，號稱百部疏主，因常居慈恩寺，世稱慈恩大師。圓測本為新羅國王孫，來中國後師從玄奘，卓有成就，因常居長安西明寺，人稱西明法師。永淳元年（682），窺基法師圓寂，陪葬玄奘塔右冊，名慈恩塔。宋政和五年（1115），後人將葬於長安豐德寺東嶺的圓測法師骨骸遷移陪葬於玄奘法師塔左側，名西明塔。至此，三塔形成「品」字結構，成為唯識宗最完整也最重要的祖師舍利供奉地，同時被稱為中國佛教唯識宗的祖庭與中國佛教的聖地。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3年被國務院列為漢傳佛教全國重點寺院。
2012年7月，陝西省確定了絲綢之路聯合申遺名單，包括興教寺塔在內。當年10月，僧人得知申遺過程中將進行大量拆遷，立即提出異議。在無法改變拆遷方案的情況，今年1月份，興教寺住持寬池法師提出退出申遺，但沒有獲得許可。2013年3月7日，西安市各相關部門到興教寺視察申遺工作。次日，在沒有徵得興教寺僧人同意的情況下，《西安市長安區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領導小組關於興教寺塔申遺工作任務安排的通知》下達到興教寺，要求在5月30日之前完成對寺院約三分之二的建築的拆除。
4月10日，《南方都市報》報道了興教寺因為申遺將遭遇大規模拆遷的新聞，一石激起千層浪，全國眾多媒體紛紛給予高度關注，網絡上的譴責與質疑之聲更是鋪天蓋地。4月11日，有關方面宣佈拆除的建築均非文物，且為違規建築，並公佈了調整後的拆遷方案，但拆遷面積仍然佔到寺院總建築面積的一半左右。寺院於當天下午再次提交了退出申遺的正式書面申請，旋又發佈了《維護興教寺僧團的生存權和僧團與玄奘塔一體性的請示》，認為興教寺被申遺強行綁架。
與此同時， 有關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學術單位對此都發表了聲明，數千萬中國网民熱情參與，抨擊、擔憂、辯論、建議等各種情緒充斥網絡，並出現大量激烈反應。
二、 「審遺」：才知「綁架」的含義
我們從宗教學的角度審視一下興教寺的文化遺產，就可以理解興教寺僧人所說的被綁架的真實含義以及這種綁架對興教寺文化遺產完整性和真實性的損害。筆者認為，興教寺的文化遺產是五位一體的文化統一體：
1、存在形態的形神一體性。興教寺文化遺產是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完美結合，其中物質文化遺產表現為三座佛塔，以及其他一些佛教文物和寺院建築與遺址等，這是興教寺文化的形。非物質文化遺產表現為興教寺所傳承的各種佛教信仰、佛教義理、佛教風俗、佛教節日、佛教音樂、佛教儀軌等內在文化形態，以及僧人的精神氣質、法事的莊嚴氛圍和興教寺所蘊含的神聖性、感召性、清淨性等，這是文化的神，而這些主要是由僧人傳承並借助於他們的宗教活動來彰顯的，所以，殿堂結構的打亂和僧團和合氛圍的破壞尤其是僧寺分離，必然造成宗教活動的受阻，並導致文化神韻的流失，與此同時，各種物質文化形態也很有可能因此而失去神韻的滋養而從聖物蛻化為文物。所以，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興教寺文化遺產的形神一體性。忽視文化的神韻或者人為阻斷文化的形神一體性，都是對原有文化形態真實性和完整性的傷害。
2、傳承體系的古今一體性。從歷時性的角度來看，興教寺創建於唐初，至今已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漫長歲月。無論是現存的殿堂塔樓，還是目前的法事儀軌，無論是當下的空間結構，還是當代的信仰習俗，都是在千年歲月中不斷演變增刪而形成的。這一過程是延續不斷的，猶如一條長河一樣不可分割，形成綿延不斷的法脈，從而使興教寺的殿堂塔樓和佛教文物的生命得以延續，這種沒有中斷的歷時性演變猶如生命的新陳代謝一樣，呈現出持續的鮮活性和穩健的生命力，避免了非宗教活動場所的殿堂塔樓和博物館裡的佛教文物歸於死寂的命運。這一歷時性鏈條中有三個最重要的節點，一是唐代的興建，二是民國的復興，三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最終完善。三個節點形成三個依次相連的歷史座標，支撐起興教寺今天的基本格局。撤走其中任何一個歷史座標，不但興教寺的法脈難續，歷史記憶可能中斷，而且興教寺文化遺產的完整性和真實性也會嚴重受損。
3、文化特性的凡聖一體性。興教寺文化遺產不同於沒有批准為佛教活動場所的寺院，如大薦福寺，更不同於博物館裡的佛教文物，因為那裡的殿堂樓塔和各種造像與器物僅僅是文物，只有世俗的文化意義，沒有神聖的宗教價值。而興教寺的文化遺產，首先是宗教意義的聖物，其次才是世俗意義的文物，或者是其他類型的物品，如藝術品、餐廳、廚房等。無論被納入這次申遺的玄奘師徒三塔，還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興建的臥佛殿、大遍覺堂、禪堂、聞慧堂等，甚至是專供僧人食宿和日常生活的僧寮、興慈樓、香積廚、齋堂等，都因為有宗教活動或為宗教活動提供支撐，而成為宗教意義上的聖物。所以，無論文物或藝術品、生活品的世俗性，還是僧人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世俗性，都同時具有清淨超俗的特性。正如興教寺僧人一再強調的，修行與生活一體化是佛教自古以來的傳統，聖物與文物一體化是佛教文化遺產的基本特質，這是理解興教寺文化遺產真實性和完整性的一個重要方面。
4、所處環境的天人一體性。文化遺產總是處於一定的空間，並與周邊環境形成某種有機的聯繫，這種聯繫被認為也是文化遺產的一種重要存在狀態，對文化遺產的發展、演變與特質等具有重要影響。興教寺位於少陵原南坡，面南俯瞰樊川，遠眺終南山，形勢宏闊而壯麗。所在山坡遠離都市和村落，屬於典型的西安塬地貌，山路蜿蜒，山坡悠緩，草木雜處，塔寺殿堂錯落有致，疏密有致，靜謐獨處，與山坡渾然一體，形成人文與自然緊密呼應的態勢，符合關中寺院的基本風格。若拆除大量建築，人工綠化寺塔周邊地面，並重新處理傳統的路面，雖然可以獲得輕鬆寬敞之氣象，但明顯與中國傳統的完整緊湊的寺院格局和天人一體的寺院風貌相背離。
5、構成元素的僧寺一體性。宗教文化的存在形態共有六種要素，其中內在形態由宗教教義、修道法則、信仰心理三要素組成，而外在形態由場所、信徒和宗教活動三要素構成。佛法僧三寶中，佛供於場所，法彰顯教義，而僧作為法的傳承者和信仰心理的體驗者，駐錫寺院，從事各種修行活動，形成動靜一體的佛教生活畫卷。興教寺自古以來都有僧團駐錫，香火相傳，三寶具足。從寺院格局來看，中軸線上的大雄寶殿、法堂、臥佛殿以及兩側的諸堂，以供佛為主，屬於佛區；中軸線以東的藏經院則屬於法區；中軸線以西則屬於僧區。僧區又分兩院，緊貼中院的是南北相依的慈恩塔院和三藏院，屬於古代慈恩宗高僧供奉區，偏居西端的則是當代的僧人居住區，即僧寮和興慈樓所在地。總體上看，以中軸線及其兩側形成佛法僧三寶一體的寺院格局。拆除當代僧人生活區明顯破壞了三區統一的外在格局與三寶一體的內在體制。
以上五種不同的「一體」之間彼此聯繫，相互呼應，形成五位一體、密不可分的總體格局，這正是理解興教寺文化遺產完整性、真實性及其存在價值的關鍵。可惜的是，在文物專家尤其是以國際標準為絕對裁剪依據的申遺專家那裡，佛教文化本有的完整性與真實性被忽視，一種與佛教文化有差異甚至在很多方面有衝突的真實性與完整性原則成為整治興教寺的銳利武器。在這種裁剪原則下拋出的興教寺拆除方案從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對上述五位一體的文化遺產形成損傷，這正是興教寺僧人堅決反對、社會輿論強烈關注的深層原因之一。
三、審疑：
令人疑惑的興教寺申遺活動
申遺有助於提升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本來是一件好事，可是被申遺可能就有問題了。特別是宗教文化遺產的被申遺，遭遇的問題就更加複雜，除了技術層面的問題之外，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特別是文化的問題交織在一起，形成層層相交的迷霧，需要踏入其中的申遺工作人員格外慎重，否則，帶給社會的將是一個個令人費解的疑惑。興教寺被申遺過程中就存在着諸多疑惑，值得我們反思。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主要利益相關方為何被漠視。興教寺申遺主要是一個官方的行為，所以申遺者為官方以及官方組織的專家團隊；遺產本身的代表則是興教寺，他們屬於被申請者一方。按照聯合世界文化遺產的相關規定，利益相關方的同意與積極參與是申遺的前提，也就是申遺者與被申遺者之間必須彼此認可，聯手協作。而在本次申遺活動中，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並未實現高度的合一，甚至在很多方面出現割裂，體現在作為直接利益相關者的興教寺被排斥在申遺核心隊伍之外，他們的申訴甚至被相關領導明確回應為「不用考慮」，他們的意見得不到應有的尊重，他們的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這樣的申遺可能是違背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基本精神的。
2、興教寺文化結構的一體性為何被忽視。本次申遺過程中，這種文化的統一體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例如，關於三塔與寺院的關係，千年來塔寺一體的格局因為申遺中所遵循的國際化標準而被強行割裂。三塔被抽離出來申遺，並被單獨保護，看似受到高度的重視，實則直接折斷其文脈，隔斷其地氣，傷及三塔的靈魂。拆除周邊建築並進行綠化，美化了景觀，但改變了其固有的文化生態。再譬如，文物與聖物之間一體同在的關係也被忽視。在申遺視野裡，作為宗教聖物的玄奘塔僅僅是文物，忽視了塔的宗教價值以及僧人們與此相關的宗教活動需要，而同樣具有神聖意義的其他殿堂則因為不是文物而不被重視，並依據文物尤其是申遺的原則而予以剪裁，從而出現大規模的拆除。再譬如，對僧寺關係的割裂，齋堂與僧舍被全部拆除，未來承諾在山坡下另外選址重建，這意味着僧人將離開玄奘塔所在的傳統寺域，僧寺一體的格局將被打破。另外，古今的割裂、形神的割裂等，也表現的非常明顯。如此衝擊興教寺文化宗教性本位與一體性結構的申遺，首先遭到了興教寺僧人的質疑，隨之而來的就是廣大信眾的批駁。
3、宗教場所的申遺為何只有文物專家參與。興教寺玄奘塔是宗教聖跡，而且是活着的宗教聖物，同時位於宗教活動場所之內，是興教寺宗教文化的有機構成部分。可是本次申遺領導者是政府，主導者是文物專家，由於忽視聖物特性，只注重文物特性，所以既沒有充分重視佛教界的意見，也沒有認真徵求佛教學者的建議，甚至連宗教政策方面的專家也沒有參與，呈現出純文物的一枝獨秀，把本來是宗教活動場所的興教寺搞的哭笑不得，海內外佛教信徒也是怨聲載道，這樣的申遺令人疑惑。
4、護國與興教的關係豈能割裂。興教寺全稱「護國興教寺」。這次事件中恰好在考驗護國與興教之間的關係。興教就是佛教的興盛，就是文化傳承與文化傳播，就是人心的淨化與社會的教化，而護國就是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包括本次申遺，在當代中國也是被當作地方政績和國家發展的一種契機。佛教護國的關鍵不在於促進城市擴展，不在於旅遊開發，不在於經濟發展，而在於文化的傳播和人心的淨化。心淨則國土淨，心平則天下平，所以，在佛教的邏輯裡，只有興教，才能護國。佛教文化所具有的經濟效應也是在文化功能的發揮中自然形成的。民眾最為激烈的批評主要指向了商業化開發導致的文化與經濟的強行嫁接以及教化與逐利之間的人為割裂。
四、審申遺：
對興教寺申遺事件的反思
一個小小的興教寺，因申遺而引發如此轟動的事件，其根本原因並不在於興教寺申遺問題本身，而在於民眾對當代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諸多亂象的不滿，同時興教寺因申遺所引發的事件本身也顯露了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
1、興教寺事件反映了兩種民意：
一是對政府權力運用的不信任不滿意。這可能是興教寺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熱烈關注的根本原因。網絡表達的民意幾乎一邊倒地向政府主管部門發起責問，那位政府官員所說的「興教寺申遺是政府決定下來的，不用考慮興教寺的意見」，不經意間不知引發了多少人的網絡圍觀的對抗情緒。這是當代中國極為嚴峻的一個社會問題。
二是對強勢介入式商業化開發的反感與抵觸。興教寺事件中，輿論對可能存在的商業化開發發起了猛烈攻擊，實際上，民眾不主要是反感商業化行為，而是反感有權力支撐並有巨額資金背景、但又不屬於寺院本身的外在強勢介入式的商業化開發。全國此類先例太多，嚴重損害寺院的權益，影響信眾的宗教生活，傷及宗教的形象。
2、興教寺事件反映了民眾的兩種文化心態：
一是文化自卑背景下的文化自信正在形成。所謂文化自卑，就是對我們自己的文化資源保護、挖掘與評估的不信任，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人類文化遺產的高度認同，中國數千年文化傳統在這種主要來自西方的文化遺產標準面前不得不低頭，甚至削足適履。地方政府和一些開發商之所以對世界文化遺產的申請如此熱衷，正是建立在這種社會心理基礎上的，因為只有在這種社會心理下，一旦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才可能引來旅遊觀光的人氣，官員的政績和商人的地產與旅遊開發才可能從中獲利。這種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沒有消退的文化自卑心理依然如此盛行，這不能不讓我們再次呼籲自己的文化自信。興教寺事件中，很多人在參與討論的過程中開始對申遺的國際標準和申遺的意義進行反思，體現了可貴的文化自信。
第二種文化心態是文化迷亂背景下的文化自覺。所謂文化迷亂是指對自身文化內涵與文化特質的迷惑，對文化精華與糟粕的混淆，對文化價值的模糊，對文化資源的濫用等，這是當代中國的一種普遍現象，而在興教寺事件中，很多線民的觀點證明，中國人正在告別這種文化迷亂現象，例如很多人認為，興教寺塔所體現的文化是活的，不是死的；依然活着的文化遺產和歷史性的文化遺產在保護方面應該有所區別；文化遺產的保護是首要的，開發利用是其次的，而在開發利用當中，思想與教化是主要的，經濟開發是庸俗的，會傷及文化靈魂的；傳統的延續與遺產的繼續使用就是最好的保護；在追求普世價值的同時，也要彰顯文化的多元，重視自身的文化特性。這些觀點都是文化自覺的體現。
3、興教寺事件體現了當代中國兩種文化動向：
一是文化的回歸。如此廣泛而熱烈的關注與積極的參與，說明民眾對佛教文化的興趣，大量非佛教信徒的普通民眾的參與更說明佛教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基礎。假使這個事件是儒釋道三教之外的任何一種宗教，可能引起的民眾反應就會截然不同。這說明佛教文化不僅僅是佛教徒的宗教信仰，而且是中華民族本有的文化，民眾對這種文化的感情依然很深。他們對這種文化的定位開始回歸到中國的傳統，回歸到佛教的本位，所以，他們對任何褻瀆或損及這種文化的行為均高度敏感。
二是文化的背離。文化的真諦是什麼？這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時代的中國需要回答的問題。文化如果離開了思想的啟蒙與心靈的淨化則虛幻的花朵。文化復興戰略的核心就在於搭建一個從經濟騰飛到政治民主、社會和諧的橋樑，在促進中國每一個老百姓公民素質提升的基礎上，引領和支撐一個民主富強、真正崛起的中國。可是，當代中國的文化復興存在着背離文化真諦的傾向，各級政府重視各類文化工程與有形的文化成果，尤其是文化產業，總是盯着一大堆成果資料，淹沒在「精品」、「工程」、「項目」、「申遺」等耀眼的政績之中。近年來在中國大地上流行的申遺往往背後另有目的，本來純正的文化事業轉化成急功近利的文化產業。被聯合國黃牌警告的好幾家世界文化遺產，都是申遺成功之後的過度商業化開發導致文化遺產的破壞。特別是近幾年來，中國很多地方政府不惜斥鉅資進行申遺，動輒數十億的投入。文化遺產的保護難道真的需要如此大動干戈嗎？十分明顯，這種舉動從長遠目的來看，並非為了文化遺產的保護，而是借助申遺的大旗，乘上申遺的大車，搭載其他很多內容，從而獲得超常規的發展機遇，在城市拓展，土地開發等方面逃避監管，文化的旗幟變成了金錢與政績的婢女。與此同時，文化遺產的保護（文物）、使用（宗教）、利用（官商）三者的關係出現嚴重扭曲。
4、興教寺事件從兩個方面拷問中國的文明進步：
一是民眾在參與過程中的理性突破十分普遍。很多關注興教寺事件的人，並沒有廣泛搜集全面的資訊，甚至也沒有注意相關資訊的準確表述，就感情用事，匆忙表態，義憤填膺，往往言之無據，批評與意見等也失之公允。更有很多人，缺乏辯證與圓融的思維，偏執偏見，滿腔激憤，大肆攻擊，甚至謾罵，不但沒有建設性意見，反而故意跳動民眾情緒，喪失了冷靜與理性，丟掉了客觀與公正，這說明民眾關注社會公共事件的素質還需要提高。
二是政府有關部門的官僚習氣還根深蒂固。興教寺申遺之初，政府在決策方面就有霸道之嫌，沒有向興教寺提前通報申遺將會涉及的拆遷問題，沒有為拆除僧房與齋堂之後的僧人安置做好準備，不願理解僧人對未來可能存在的商業化開發的憂慮，沒有給僧人充分的意見表達途徑，也不尊重僧人表達出來的意見。興教寺事件爆發後，政府相關部門也沒有主動積極地與興教寺溝通，聽取他們的意見和擔憂，也沒有對鋪天蓋地的輿論質疑表示積極的回應，呈現出超常的冷漠。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官僚習氣在作怪。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富義、劉寶珠
■李利安教授授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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