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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社會對「佔中」商討日提出六大質疑，作為組織者的戴耀廷有責任作出回答。這些疑問是：一、參與商討日絕大部分是特邀的反對派政黨及團體人士，討論是否「一言堂」？二、抽樣的參加者僅100人，何以反映民意？三、抽樣出席者可獲車馬費，一個商討日總共要花費20萬元，經費何來？是否涉及外國勢力？四、普選屬於香港事務，須依基本法與人大決定辦事，何以要邀請外國專家來「審定」方案是否符合「國際標準」？五、外國商討日以尊重憲制為前提，「佔中」商討日為何以挑戰憲制為目標？六、七成市民反對「佔中」，戴耀廷為何不回應民意結束「佔中」？
「佔領中環」首場商討日將於周日在香港大學舉行，意味「佔中」正式揭開序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日前接受訪問時表示，「佔中」行動與當局的主要「戰場」，會逐漸轉移到普選特首及政改方案上。事實上，商討日正是戴耀廷為政改方案「製造」民意授權的工具，但戴氏商討日不但名不副實，更引起社會廣泛質疑，當中主要有七點。
參加者盡是自己友圖製造民意
其一，商討日將邀請六百名參加者出席，分組討論有關「佔中」議題，但600當中有500人卻是「預先邀請的運動支持者」，當中包括反對派政黨人士、議員、地區人士，也包括一些社運團體代表，而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都是「佔中」運動的支持者。商討日中六分之五的參加者都來自同一個陣營，都同樣表態支持「佔中」，得出來的結論自然是高度統一，支持發動「佔中」行動。如此「一言堂」式的討論試問有何意義？是否只是為「佔中」做一場「大龍鳳」？
其二，主辦單位稱透過鍾庭耀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抽出100人參與討論，但主辦者及後又表示因資源不足，無法做到全民隨機抽樣，加上只抽出100人，取樣比例過低，將會出現極大的誤差率，絕不能反映社會民意。而且，100人相比起支持「佔中」的600人根本難成氣候，最終願意出席商討日也主要是支持或同情「佔中」人士，原因是反對「佔中」者一聽到有關調查恐怕立即掛斷電話，怎可能會參與這場鬧劇？這樣一個不科學、漏洞處處、偏頗不公的抽樣，試問有何可信性？其意見又如何反映真實民意？
經費從何來 是否涉及外國勢力？
其三，主辦單位為每名經抽樣出席商討日的參加者提供100元車馬費，100人就要花費一萬元，單單一個商討日，包括車馬費、租用場地費、宣傳費以及各種雜費，就要花費20萬元，還未計及聘請鍾庭耀的費用。這對於一個沒有進行公開募捐的「佔中」行動來說，無疑是過分慷慨，而且市民參與商討日理應自願，期望就政改反映意見，如果涉及金錢難免影響討論的客觀性。市民不禁奇怪，究竟「佔中」經費從何而來，既不用如其他反對派政黨般四處籌款，卻有能力舉辦多場大型活動，印製大量宣傳品，當中是否涉及外國勢力的基金會捐贈，這攸關行動的背景，戴耀廷必須交待。
其四，戴耀廷表示商討日當天，會有外國的專家學者參與其中，而經商討日收集到的普選意見，將會交由一個所謂「國際專家委員會」來審定「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即是說這班所謂外國專家將成為商討日的「把關者」。然而，特首普選屬於本港政治事務，必須依據基本法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辦事，國際標準可以參考但絕不能凌駕於憲制規定之上。商討日卻公然以外國專家來審定普選方案，這是公然引外力干預香港事務，戴耀廷是否要拆除本港普選的法治軌道？
民意反「佔中」 戴耀廷何以不尊重？
其五，「佔中」發起人不斷強調商討日是參考外國的做法而來，但根據最先提出商討日概念的兩名美國學者費希肯(Fishkin)與艾克曼(Ackerman)原意，商討日的重點有二：一是全民參與、二是凝聚共識。但戴耀廷的「變種商討日」，卻只是徒有其名，在操作上與原意背道而馳，只是由「自己友」閉門造車製造虛假民意。而且，外國商討日討論的多是實質性政策，是在憲制與法律容許下的建議，斷沒有如戴耀廷等人般以商討日來討論是否進行公民抗命，是否挑戰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就如外國不可能出現一個商討日去討論是否要「獨立」一樣，請問戴耀廷如何自圓其說？
其六，既然商討日聲稱是要求取民意，那麼，主流民意他們理當尊重。香港研究協會最新的民調就顯示，60%受訪市民表示反對「佔中」行動，更有87%受訪市民表明不會參加「佔中」。而多個民調都顯示，七成市民明確反對「佔中」。民意已經相當清楚，戴耀廷實在沒有必要花這麼多精神時間舉辦商討日來尋求民意，也不必聘請屢受外界質疑的鍾氏民調，只要看看民調結果就應立即結束「佔中」行動。如果高達七成市民反對「佔中」，他們都置若罔聞，所謂商討日所得出來的方案又怎可能代表民意？
面對社會各界對商討日的種種質疑，戴耀廷等人至今都不肯正面回應，對於問題一概封嘴，與他一直強調的公開、透明大相逕庭。如果戴耀廷不是理屈心虛，現在就應出來回應以上的六點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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