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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座談會上發言全文
剛才王光亞主任和李飛主任都談到了對香港政改問題的看法，我想着重談一談與此相關的溝通問題。
在香港社會內部以及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之間理性溝通、凝聚共識，是香港政改取得成果、2017年順利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的必由之路。從去年12月政改公眾諮詢啟動以來，在梁振英行政長官領導下，特區政府有關官員通過出席論壇、發表文章、拍攝視頻廣告、深入社區座談、分期分批安排議員早餐會、晚餐會等方式，廣泛徵詢社會各界意見，展示了開放、務實、兼聽的形象，營造了有商有量的社會氣氛。直到上個周末，林鄭月娥司長等一眾官員還馬不停蹄地乘坐敞篷巴士，在港島東區各處巡遊宣介。這一段時間，中央領導人、中央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內地有關專家學者與香港各界人士在不同層面的溝通交流也不少。我和中聯辦的同事在香港當地也見了不少朋友，法律部劉新魁部長還應邀參加了林鄭月娥司長與各位議員的四場早餐會。據我所知，早餐會氣氛友好，並沒有出現唇槍舌劍的場面。總的來說，前一階段的各種溝通是有積極效果的，社會各界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共識傾向漸趨明朗。
但是，毋庸諱言，無論是在香港社會上還是在立法會內部，目前仍存在一些不利於理性溝通、凝聚共識的現象。這也促使我思考如何改善溝通的問題，並借此機會直言不諱地講幾點看法：
第一，溝通應該以誠相待
溝通如同交友，貴在真誠。去年7月我出席了立法會的午餐會，那是一次愉快的聚會。當時有些議員表示希望中聯辦回請，還希望能有機會到內地參觀和研習。我們對此非常重視，並作了認真準備。等到我們差不多連宴請的菜單都準備好了，卻突然冒出「選址不當」的問題，幾名議員提出不願到中聯辦出席宴請。這一變卦讓我們很失望，也很費解。眾所周知，請客人到家中做客是很高的禮遇。況且，立法會宴請我的時候就是安排在立法會大樓裡，我在中聯辦大樓回請有甚麼不妥呢？安排這次上海之行，特別是王（光亞）主任和李（飛）主任百忙中專程來上海與議員們座談，原本也是為了回應議員們的期望。但消息一宣布，馬上就有議員提出種種附加條件，比如：不發給長期性回鄉證就不參加，不單獨安排「泛民」議員與中央官員座談就不參加，不讓全程錄音就不參加，等等。個別議員還蓄意作出一些政治挑釁。這些就是節外生枝了。好在有些議員最終還是來了，來了總比不來好。
第二，溝通應該理性務實
所謂理性，就是注重講道理，講法理，心平氣和，以理服人；務實，就是注重從實際出發，努力尋求解決問題的現實可行的辦法。香港普選源自基本法，理應在基本法的基礎上和框架內探討普選的具體方案。現在有些口號和方案完全背離基本法另搞一套，無異於緣木求魚，方向上有問題。比如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定得很清楚，行政長官候選人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通俗地說，就是提名的整件事情包括提名的全部程序都歸提名委員會處理；用法律術語講，就是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機構，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具有專屬性和排他性。亦如袁國強司長的文章所指出，即使按照普通法的規則，「法津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此可謂彰彰明甚，可有人到現在還在說甚麼基本法沒有禁止「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所以它們也是符合基本法的。不知這是真不懂還是「揣着明白裝糊塗」。「法無禁止即合法」是私法原則，在公法上是不適用的。也有人說，他們這樣講只是「高要價」而已，但再高的要價也不能公然違法。
第三，溝通應該求同存異
普選問題事關重大，牽涉各方權力分配和利益關係，有意見分歧實屬正常。坦率地說，我們並不指望通過幾次飯局或者座談就能完全消除彼此立場和觀點上的分歧。但多一些理性溝通，總有助於增進理解、縮小分歧，起碼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誤會。經過這幾個月來的公眾諮詢，香港社會各界至少在三個方面正在逐漸形成共識：一是普遍希望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如果要問目前最大的民意是甚麼？我想就是「一人一票選特首，政制民主向前走。」二是普遍主張普選辦法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這不僅因為依法辦事是一個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而且因為基本法的規定全面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方針，已經兼顧保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在香港發展民主、確保均衡參與等諸多因素。三是行政長官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而不能是與中央對抗的人。這可以說是不言自喻、無需論證的政治常識和政治倫理。這三點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張德江委員長不久前所講的「三符合」是一致的，也是香港社會各界與中央政府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最大的政治共同點和利益匯合點。只要在這幾個大的方面做到「求同」，並沿着這些方向和思路走下去，其他許多具體問題，比如提名委員會的具體組成、提名程序、候選人數目、普選方法等，都可以敞開討論，可以「存異」，最終也不難找到解決辦法。
第四，溝通應該放眼長遠
我們與香港社會各團體以及立法會各派別議員之間的溝通，不僅僅着眼於爭取政改方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而且還希望以此為契機，增進政治互信，改善長遠關係。這是減少香港社會內耗、實現特別行政區良好管治的需要，也是促使「一國兩制」實踐獲得更大成功的需要。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可以長期保持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中央對香港也可以有較大的政治包容，但香港不應當與中央搞政治對抗。我們一直講愛國愛港是我們與香港各界別、各派別人士溝通的共同政治基礎，這一點既有原則性，也有包容性。判斷一個人是否愛國愛港，是有客觀標準的。鄧小平同志有過經典論述，後來又制定了基本法，概括起來主要是三條：一是是否擁護香港回歸祖國；二是是否做過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情；三是是否擁護並遵守基本法。當然，作這樣的判斷，不光要看他口頭是怎麼說的，更要看他是怎麼做的；不光要看他過去的歷史，更要看他現實的表現。甚麼人不遵守基本法，甚麼人喜歡與外部勢力勾勾搭搭，有時也不難判斷。要說明的是，我們沒有「一竿子打沉一船人」，從來沒有講過凡屬所謂「泛民」陣營的人士都不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回顧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可以說幾代中國人歷經艱辛才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很不容易。儘管現在還存在許許多多的問題，但國家的發展進步舉世公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前景可期。我們真誠地希望一些抱有成見和偏見的朋友，多到內地實地了解真實的情況，走出對抗思維的慣性，把握時機，良性互動，這樣未來的道路也會越走越寬廣。
香港的民主發展正在步入一個歷史性的關鍵階段，香港居民從未像今天這樣離普選只剩一步之遙。在促成普選的進程中，各位議員有法定角色，也有歷史責任。回想當年基本法起草過程，遇到的矛盾和分歧比現在多得多，處理難度大得多，但最終還是如期完成，而且每個條文都獲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數通過，為甚麼？我想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各方雖然都盡力爭取對自己一方有利的規定，但都願意為整體利益和共同目標而有所放棄。前輩們的政治智慧和協商精神足資我們學習、借鑑。
去年7月我出席立法會午餐會時曾表達三個願望：中聯辦願意與香港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立法會議員真誠溝通，願意為立法會組團到內地參觀、考察、訪問、研習提供協助，願意與香港各界人士一道為順利實現普選而竭誠努力。今天我在這裡再補充一條：我願意在回香港後兩個月內，與沒有單獨談過的所有議員，包括今天沒有到場的議員，逐一約談。吃飯不吃飯都行，進中聯辦大樓或另外找地方談都行，悉聽尊便。希望某些議員不要再拒絕我。
（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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