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鍾洲
冷戰落幕25載，大規模戰爭的威脅漸漸遠去，另一種中世紀式的殘暴，悄然席捲全球。恐襲烏雲籠罩歐洲；「伊斯蘭國」血腥統治中東；恐怖組織「博科聖地」奪去非洲大批無辜性命。在科技倡明、教育水平愈來愈高的當代社會，文明與野蠻，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每次西方國家遭恐襲，都令人想起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巴黎恐襲後，政治領袖紛紛發聲，指不應將之視為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真正敵人是極端主義。這用意就是要避免社會一竹篙打一船人，加劇宗教對立，令文明衝突預言成真。
在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堅守的價值觀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進退失據。關於言論自由的尺度，輿論普遍認為這無可讓步，但亦不乏質疑聲音，教宗方濟各就認為不可侮辱他人宗教信仰。
至於資訊自由，英國政府認為執法機構應有更大權力，監控通訊、獲取科技企業數據，但這使民權組織擔心，當局借反恐之名侵犯私隱。為阻恐怖分子活動，歐盟應否修改《神根公約》，加設邊境管制、甚至限制中東和北非移民？這有違歐盟融合進程，正中極右勢力下懷，也讓恐怖組織挑撥仇恨的圖謀得逞。
如果按亨廷頓對文明的分類，那麽文明內部的矛盾，比文明之間的衝突，同樣值得擔憂。基督教文明內部存在融合與反融合（或反全球化）的對立思潮；種族、宗教平等的願景與隱性歧視的潛流；對「普世價值」的堅持與現實的妥協......至今，這一切都未有妥善的回答。
跳出文明衝突的框框，恐襲凸顯了一場「文明」與「野蠻」世界的對抗，然而這兩者分別有時並不明顯，尤其是本來導人向善的宗教被騎劫，成為侵略、掠奪和壓迫的工具，中世紀十字軍東征和近代殖民主義，都對後世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
文明像一座高聳入雲的燈塔，照亮人類發展的方向，但當它的光芒閃爍不定，又如何衝破飄浮在燈塔上的那朵烏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