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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個別年輕人會採取激進行為辱罵及攻擊自己不喜歡的人物？香港心理學會會長鄭健榮認為，這是「佔領」行動的後遺症，令社會劃分了「支持」與「反對」的意見，意見被極端化（Polarization），昔日被認為是錯誤的行為也在「抗爭有理」前提下「合理化」；另一方面，年輕人也在這種社會分化中，發現只要抗爭是「集體行動」，可向社會示威、宣洩不滿之餘，個人也不需要為此負上責任。
「團體決策」淪無人負責
鄭健榮向本報解釋，社會對事件的對與錯一般都有明確準則，故一個人犯錯時，會有人指出其錯誤，「但當很多人一起犯錯，這是團體決策，責任有分散現象（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換言之，當個人自覺毋須承擔過失，對社會倘有不滿，便容易出現過激的「抗爭」行動。這解釋了為何早前會出現集體「反水貨」行動，以及嶺大學生會包庇樂隊大唱粗口辱警歌等激進行為。
他以嶺大粗口辱警音樂會為例分析，學生會成員一開始認同樂隊此舉是向警方「反擊」，以示對特區政府的不滿。當他們開始遭到社會各界狠批、接獲校長的警戒信，才不得不承認歌曲有冒犯性，迫使他們「向心靈受創的人道歉」，不過由於活動舉行地點是其「主場」，而獲得部分同學支持，故才會揚言日後仍會照做，以繼續宣洩不滿。
鄭健榮坦言，這種情況並不健康，結果只會令社會規範（Social Norm）變得模糊，令不少人以「抗爭有理」為藉口，將言語暴力、肆意攻擊他人等錯誤行為「合理化」，社會應予以警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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