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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上發表講話，全面解讀香港政治體制，指出按照基本法規定，香港實現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不搞「三權分立」。張曉明並預期，這議題有爭議性，但強調在宣傳推介基本法的過程中，不必迴避爭議。事實勝於歪理，真相愈辯愈明。張曉明的講話完整、權威解讀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釐清了社會上對香港政治體制的一些誤解。無疑，張曉明的言論引起了某些反對派人士的攻擊，但唯有不迴避爭議，勇於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方能令市民更全面理解基本法。張曉明敢於激濁揚清，顯示出篤行任事、勇於承擔的精神。
張曉明在講話中重申香港不搞「三權分立」，引起了一些反對派人士上綱上線的攻擊，有人甚至指張曉明的意思是特首權力「凌駕」司法機關及立法會云云。其實，張曉明的講話並沒有說過行政長官權力「凌駕」司法機關及立法會，反對派的批評是斷章取義。
香港回歸前後都不搞「三權分立」
記得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有人提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要搞「三權分立」。對此，鄧小平當時在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明確予以否定。可以說，不搞「三權分立」，是起草基本法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其實，所謂「三權分立」有三個必要條件：一是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機構的成員互不兼任，互不統屬；二是三權必須互相制衡；三是「三權分立」的體制必須是平面的，即在三權之上並不存在其他制衡機構。
然而，在港英時期，香港政制實行的是殖民統治的總督集權制。香港的行政權、立法權不是「分立」，而是由港督統攬，直接掌握幾個最高諮詢、決策和權力機構──行政局、立法局以及布政司署和整個行政系統。一個最明顯例子，就是在很長一段時間，港督都是兼任立法局主席。在彭定康擔任「末代總督」期間，他不兼任立法會主席，並且推行「三違反」的政改方案，企圖改變原來的行政主導制，結果引發了中英在後過渡期的重大爭議。可見，在回歸前香港從來沒有所謂「三權分立」。
回歸後，基本法所規定的行政主導原則，雖然吸收了香港原有政治體制合理的部分，但香港特區的行政主導與英國統治時期的行政主導制度有質的區別，主要是廢棄了殖民統治的糟粕，增添了民主和自治的新內容。行政長官雖然在權力體系中處於核心或主導地位，但並不是絕對的專權，而要受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監督和約束。基本法規定，立法會在法定的條件下，可以彈劾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等。但同時，行政長官有權解散立法會，但有限制，而部分立法會議員亦曾擔任行政會議成員，參與行政機關工作，體現出行政立法既有配合也互相監察的特點。這種體制明顯不同於所謂的「三權分立」。
反對派別有用心地曲解基本法
更重要的是，在「三權分立」之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權力是平面的，相互制衡，即在三權之上並不存在制衡或監督機構，一般只有主權獨立的國家，方能實行「三權分立」。正如張曉明在講話中指出，香港是地方政權，「三權分立」則建立在擁有完整主權的國家，對香港最多只有參考價值，不可能適用。確實，香港不是主權國家，而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一切權力來源都出自中央政府的授權，因此不具備「主權國家」的「完整權力形態」。這種地方性的政治體制決定了香港不可能搞「三權分立」，否則等如將香港視作一個「獨立政治實體」，隨時滑向「港獨」的危險境地。
張曉明針對「三權分立」的闡釋，條理清晰，理據充分。可惜的是，某些反對派人士並沒有細讀清楚張曉明的講話，就作出種種不符事實的攻擊，杜撰所謂特首「凌駕三權論」、「特首無王管」、「破壞司法獨立」等論調。但其實，張曉明在講話中已經作出了完整的論述，指出香港政治體制「是在中央政府直轄之下、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當中既重點凸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又清晰體現行政與立法的制衡配合、司法獨立，並無偏廢。而且，香港的司法獨立受到基本法保障，怎可能因為張曉明釐清「三權分立」的謬誤，就損害到香港的司法獨立？這種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
真理愈辯愈明 張曉明勇於承擔
毋庸諱言，香港的政治體制屬於敏感議題，容易引發爭議。早年的「釋法」風波，莫不引起社會的熱議甚至爭論。但每次討論最終都起到了真理愈辯愈明的效果，通過社會的理性討論，現在大多數市民已經理解到中央的「釋法」權力。香港近年來政治風波不斷，一個主要原因是社會大眾對於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理解未夠透徹，容易被別有用心者誤導，挑動政治風波。就以立法會的「拉布」為例，「拉布」搞手往往祭出所謂「三權分立」解畫，企圖將自身的禍港行為合理化。
張曉明釐清行政與立法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凸顯出「拉布」議員的理屈詞窮。在政制問題上，唯有不迴避爭議，勇於反駁坊間一些的錯誤說法，方能使市民更全面理解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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