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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事件」。 資料圖片
作者 宿正伯
全國工商聯的成立，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人民政協組成單位演變的一件大事。與全國工商聯的誕生相對的，是中國人民救國會在建國之初的解散。
中國人民救國會的前身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抗日運動風起雲湧。其中，上海更因其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與北平遙相呼應，成為抗日宣傳與發力的重鎮。鄒韜奮、胡愈之、杜重遠、沈慈九、李公樸、沙千里等名士先後創辦了《生活》、《新生》、《大眾生活》、《婦女生活》、《讀書生活》、《生活知識》等刊物，宣傳抗日主張。1935年華北事變爆發，中日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上海各界愛國人士紛紛成立救亡組織，上海婦女救國會、文化界救國會、教授救國會、電影界救國會、職業界救國會、學生界救國會、新聞界救國會等組織於1935年底密集成立。在此基礎上，為了加強各救國團體的團結合作，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於1936年1月28日成立，公推沈鈞儒為主席，章乃器、李公樸、陶行知、鄒韜奮、王造時、史良、沈體蘭、沈慈九、潘振亞和沙千里為執行委員。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也分別成立了各種抗日救亡的群眾團體，也多取名為救國會，如華北學生救國會、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等。1936年春夏，在日軍侵略下，華北五省已名存實亡。為切實強化聯合，集中力量發揮更大作用，全國18個省60多個救國團體的50多名代表以及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和十九路軍的代表，於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開大會，宣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綱領和抗日主張。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之後，又在全國各地設立分會。各國華僑也紛紛響應，成立了全歐救國聯合會等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全救會，成為了一個全國性的體系完備、步調一致的重要群眾團體和政治組織。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使分散的民間抗日力量迅速凝聚起來，在推動救亡圖存、國共合作等方面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也招致蔣介石的強烈不滿。特別是1936年10月19日，偉大的文化戰士魯迅先生逝世之後，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等全救會領導人率各界萬餘人，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為魯迅先生送葬，繼而演變為抗日大遊行，更是直接觸痛了國民黨的短處與痛處。11月22日夜，國民政府在上海突然逮捕了全救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七人，史稱「七君子事件」。「七君子」被捕，舉國震駭。全國各地救國團體和各界人士紛紛發表通電或聲明，抗議政府的反動行徑。不僅宋慶齡等全救會領袖通電譴責，而且連于右任、孫科、馮玉祥、李烈鈞等國民黨上層人士也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對此事件慎重處理，並發起10萬人簽名營救行動。李宗仁、白崇禧等軍人也致電蔣介石，要求無條件釋放。但是，蔣介石為了徹底控制時局，扭轉被動局面，一意孤行，堅決不予釋放，並羅織罪名對全救會七領袖予以起訴。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對諸愛國領袖予以聲援。
在輿論壓力不足以動搖蔣介石頑固立場的情況下，宋慶齡等於1937年7月5日親赴蘇州「投案」，要求蔣介石以同罪名逮捕自己。各方面政治、輿論壓力日益加重，兼之中日全面戰爭已經爆發，國民政府被迫於7月31日釋放了「七君子」。歷時半年有餘的「七君子事件」，進一步喚醒了全國人民的團結抗日、一致對外意識，進一步打擊了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光輝意義永銘青史。
全救會在抗日戰爭期間，始終發揮着重要的號召和推動作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為了進一步促進國內和平建設與民主政治的發展，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於1945年10月在重慶召開大會，決定更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宗旨是「團結國人，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民主新中國」，沈鈞儒再次被推舉為主席。《中國人民救國會政治綱領》明確指出，「現階段中國人民的革命任務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它不是停留在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而是經由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
救國會與中國共產黨政治主張基本一致，在國共鬥爭的歷史時期，在中國前途的抉擇時刻，旗幟鮮明地站在了中共的一方，成為其後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籌備單位之一。 ■ 連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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