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合影－－孫文先生的東洋友人錄
宮崎滔天、梅屋莊吉、山田良政，此三人為孫中山及其革命事業而奮鬥、捐款，以至為其而死，亦可見得孫中山先生之人格魅力與中國革命大業之恢弘偉大。其僅為孫中山300多位日本友人之代表，秉武士之精神，而鑄革命之大業，生之磊落，死之壯烈，為漢才和魂與國際主義精神之體現，當讚以「生似和刀，謝如落櫻」八字。■文：裴正載/資料圖片
回溯這一段歷史，是為了銘記在孫中山先生事業中，作出了貢獻的國際友人，也是為了一衣帶水的相鄰之邦世代友好，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負曾經的歷史參與者，讓他們安懷於星空的歲月中。
宮崎滔天：革命軍中的武士
儘管出身於武士家庭，宮崎滔天並沒有止於武道，在早稻田大學接觸了自由民權運動的思想後，他決心投身於亞細亞維新運動。「無支那則無亞細亞」的想法讓他更願意在中國廣尋人才。1891年，他是受命於日本外務省調查中國秘密結社的情況，這時他的想法我們不得而知，但身份僅一浪人探子。六年間，他沒有「找到治世豪傑，願效犬馬之勞」，也沒有「挺身自任」。直到1897年，在陳少白的寓所內，兩人相談甚歡，臨行前，陳少白遞給他一份英文小冊子-《Kidnapped in London》並說「這就是那個人。」這本《倫敦蒙難記》講述的正是孫文先生英國遇險的故事。
宮崎滔天兩個月後在香港聽說了孫中山到達橫濱的消息，遂即刻啟程回往橫濱的陳少白寓所。到了寓所，女僕稟報孫文仍在就寢，宮崎滔天於是站立在庭院中等候。孫中山穿着睡衣，尚未洗漱，武士看着他。然而談起中國革命，孫中山頭頭是道，一針見血，「一言重於一言，一語熱於一語，」感動了精神上身披鎧甲，高明而高傲的武士：「余於茲與孫逸仙初結刎頸之交。」
宮崎滔天一生為孫中山，為中國革命所做良多，包括撮合、調解孫中山黃興二人，其令人最莫能忘的就是一時沸沸揚揚的「刺康事件」。1900年，宮崎滔天在孫中山勸說梁啟超失敗後，仍對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合作抱希望，他不顧孫中山的勸說，執意趕往新加坡欲說動康有為。但康有為一口咬定宮崎滔天是刺客。康有為先是婉拒了宮崎滔天的見面要求，再三推辭之後甚至表示「贈百金，以作程儀。」宮崎滔天深感受辱，他此行新加坡，原是想向當時在海外更有影響力的改良派尋求合作，卻不想見到的是如此一個怕三怕四，畏畏縮縮的小人。與幾年前自己拚死從廣州萬木草堂保出的那個改革家判若兩者。悔憤之下，他寫了一封語氣激烈的絕交信給康有為，這使康有為對他更加懷疑，最終通知了當地警方。
7月6日，當地員警荷槍實彈地闖進宮崎滔天所在的松尾賓館，其時宮崎滔天正在彈奏琵琶，按他那時心境，想必也是亂音極多。從他的行李裡搜出了三萬元現金和兩把武士刀，並逮捕了他。 以刺客的罪名遭捕應是宮崎滔天一生的奇恥大辱，從此革命黨亦與改良派決裂。然「刺康事件」一直為無知之輩所詬病，直到現在仍見於蹩腳的陰謀論和野史之中。但想來對宮崎滔天此心懷世界之理的義士，這無非是過眼雲煙吧。而在他所著的《三十三年落花夢》中，更是詳細記述了自己與中國革命的淵源和歷程。
梅屋莊吉：特殊的電影人
梅屋莊吉是長崎人，自幼在經商的環境下長大，幼年據說還和三菱財閥的創始人一同玩耍。1883年他隻身出國，十年之後才在香港安頓下創立照相館。早年目睹了上海的繁華和上海華人遭西洋人的貶低，使他謀生了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想，對亞洲各國的革命維新運動都頗為關心。也正是1893年，經英國人康德黎的引薦，他見到了孫中山本人。
兩個年輕人一拍即合，「君若舉兵，我以財政相助！」梅屋莊吉當時就這樣爽快地承諾道。兩年後，廣州起義，孫中山向日本駐香港使館領事中川恒次郎尋求步槍25000支，手槍1000支的武器支援。「其統領的才幹，經歷和人望等，皆很不夠，而且各派間的聯絡也不通暢，因此即使舉事的步驟和手段已經定下，其舉事能否成功，尚有懷疑、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對方是這樣回答的。而當時僅是攝影館老闆的梅屋莊吉卻毫不猶豫地通過個人管道向起義軍提供了六百把手槍。
1904年，被清政府注意的「梅屋寫真館」不得不搬往新加坡，精於商道的梅屋莊吉敏銳地抓住了電影產業的商機，兩年後便積累了五十萬日圓的財富，1906年，梅屋莊吉回國成立了「M百代商會」，成為日本第一家電影公司「日活株式會社」的前身。從此，梅屋莊吉將其盈利所得的絕大部分資金都投入了中國革命。
梅屋莊吉沒有直接參與武裝起義或是革命黨的政治活動，但他卻是為辛亥革命捐款最多者之一，達100萬日圓，約合現在的20億日圓，與日本對俄敵後作戰的總預算一樣。同時，孫中山幾次旅居日本時都住在梅屋宅邸中。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禮更是在梅屋莊吉家中舉行。
山田良政：獻身惠州 精神永存
多少人能為一年之交赴死？山田良政便是其中之一。直到1899年7月，山田良政才在東京見到了孫中山。因為其隱晦的前半生經歷，關於他個人的思想感情記述較少，我們所知道的僅是，他深深地為孫中山及其革命之道所折服，以致一年之後就可以為中國革命犧牲。但也可看出蛛絲馬跡--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他就曾護送維新派人士王照出逃。
惠州起義時，孫中山與山田良政皆在台灣，但因存於台灣的起義用武器無法正常取出，孫中山派山田良政傳電起義軍司令鄭士良：「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即到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
山田良政立刻啟程前往內地惠州，其時起義風聲已經走漏，清政府已經有所防備，東亞同文會特地通知山田良政避開，但他不顧勸阻仍決然前往。
沒有人知道山田良政如何在槍林彈雨中到達三多祝又如何找到起義軍領袖鄭士良，而他作為一個惡訊的傳報者又抱着怎樣沉重的心情和使命感。他曾是一個間諜，他與資訊打了一生的交道，而唯獨這一份資訊是他所要傳遞的第一段有着偉大意義的情報，也是他傳遞的最後一段，他是現代的菲迪皮茲，與那位古希臘的勇士一樣，他同樣在資訊傳達後犧牲-返回途中，他因迷路被清軍逮捕殺害。這時候他已經不是烏鴉般的斥候，而是白鴿一樣的信使。將他的死比作落下的櫻花般絢爛實在有些豔俗，但從一個黑暗中的探子到光明下的武者烈士，其英雄式的蛻變也不只這豔俗的比方所能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