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來港舉行講座。香港浸會大學提供剛獲頒香港浸會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的2012年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莫言於11月15日下午獲邀到香港浸會大學舉行一場題為「文學中的歷史與現實」的演講，場內座無虛席，聽眾於講座後的發問環節踴躍發問，而莫言的幽默演講亦引來全場笑聲。在演講中，莫言提出歷史文學不可能、也無需要真實呈現歷史。此外，他又重申肯定文學在機械人時代的人文價值，不擔心機械人會搶走作家飯碗。■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莫言因為其「以幻覺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的小說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歷史在他作品一直佔據重要位置。《紅高粱家族》、《檀香刑》、《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代表作的背景設定在晚清、民國、抗日戰爭等時期，折射了中國歷史。在場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就評價莫言的小說《檀香刑》、《豐乳肥臀》與《生死疲勞》為中國現代三部曲，反映了中國農業文明的變化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
歷史書寫帶主觀性
「文學中的歷史是每個作家都要面臨的問題，因為所有文學作品寫的就是作家心目中的歷史。」莫言開宗明義道。但作品中帶魔幻色彩的他從不以再現真實的歷史為目標。他說：「如果一部小說被評價為再現了歷史的真實面貌，其實是對作品的一種貶斥。」他認為，任何歷史的書寫都是以當代的觀點來看，無可避免牽涉到作家主觀的眼光以及人生經驗。「任何歷史的書寫都是當代的觀點，是一種作家的創造」。他以背景設定在晚清末年列強入侵的著作《檀香刑》為例，「因為我不是按步就班地寫歷史，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把自己家鄉山東高密作為素材寫進去，因此山東獨有的茂腔成為了我故事的靈感之一。」另外，故事中關鍵角色如劊子手的描寫也是莫言「推己度人」的手法寫成。「我不是當代的人，不可能知道那些人的真正想法，即使我可以翻查很多資料，我也很難確定是否真的符合歷史真實。我用想像力猜想，劊子手會用精神轉移法安慰自己殺人的只是法律和皇帝，而不是自己，他只是一個執行者。這是他得以心安理得、保持精神不崩潰的原因。」
他又以另一著作《紅高粱家族》為例。「《紅高粱家族》設定在抗日時期，比《檀香刑》距離當下近多了。經歷那個時期的很多人還活在我們身邊，他們曾經親口告訴過他們的經歷，所以要還原那一段歷史也相對可靠。但是這也不代表故事中所呈現的歷史就是真實的，因為口述歷史其中一個特質就是『傳奇化』。故事中提到在我故鄉發生的其中一場戰爭，不同人跟我說的版本在細節上都有很多差異，而且時間愈往後，我們的勝利就愈輝煌，對方被打死的軍官的官階會愈傳愈高！所以所有歷史都有一種神話化傾向。」他又發現其實連嚴肅的歷史書寫如司馬遷的《史記》也有很多細節是靠想像力寫成。「司馬遷怎麼可能知道項羽在烏江邊上自言自語、怨天尤人呢？當時又沒有錄音機，又沒有記者在現場！」所以，莫言認為歷史小說牽涉作家的虛構和想像是很正常的。「所以作家必須豐富自己的人生經驗，才可以推己度人。」
莫言又嘗試從讀者的角度切入現實與作家主觀想像的矛盾，並指出這種矛盾其實很容易被化解。「這種想像可以贏得很多讀者，但同時也可能讓很多讀者不滿意，因為讀者對這個歷史有自己的想像。但本來每部小說就是一部半成品，需要靠讀者在閱讀時靠自己想像力來把故事還原成活色生香的生活。」他甚至認為，即使把當代的思維強加在古人頭上也沒有關係。「這可以產生一種別有風格的歷史小說，多了一層幽默、荒誕的色彩。」
透露停筆5年原因
不過，自得獎後相隔5年才再度在今年發佈新作的莫言直言其中一個原因是「現實」有時比「歷史」更難處理。「所謂歷史自有定論，所以已經定下來了，但現實的發展卻往往跟猜測的方向不一致。其實今年發佈的新作我在2012年春天就寫好了，但因為現代的故事會因應現實條件的變化而生長，所以我要把故事重寫。」他說。他以即將發佈的新作《等待摩西》為例解釋：「當初是根據真實生活經驗寫一個發了財的舊同學突然失蹤了的故事，當初的結局就是他妻子一直在等待他。但失蹤35年後他在現實生活中居然回來了，但回來後卻解釋不了失蹤的原因，一直含糊其詞，說自己隱居山林，連手機也不會用。我也把他的名字由衛東改成聖經人物中的摩西，增添神秘感。」
文學創造力非機械人可媲美
因此，莫言認為可以根據時代變化，寫一些開放式結構的短篇小說，方便改寫。「自從有了智能手機後，生活的不可預測性愈來愈大。」他指。他又認為文學作品在科技世代更應該存在，因為文學保持了人的尊嚴。「很多方面人類也被機器打敗，連七律詩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寫成。但在我看來，那些作品都只是把過去的唐詩宋詞組合起來，沒有創造力。文學家無中生有的想像力、獨創性可以保持人的尊嚴。」
最後，他在問答環節中又回應文學理論與文學創品的關係。莫言認為兩者都屬於文學創作的一部分，自己不排斥別人長篇大論地評價自己的作品。「很多評論也是文采飛揚，並將小說不斷補充、擴張，和作家寫作者一樣運用到豐富的想像力。即使和作家想法有出入也不是大問題，最重要是言之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