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公園內的孫逸仙博士紀念碑。作為孫中山革命歷史見證的紅樓，是否應該升級為法定古蹟，成為了2017年香港文化保育的一個熱點。香港文匯報記者則在幾位不同的受訪者中發現：紅樓對他們而言，不僅是一個應該得到保育的歷史建築，而是具有個人情感、現實生存或文化建構的獨特載體。這個載體是香港艷麗和灰暗的組合，是歷史與現實的映照，更是人們追懷先賢理想的考卷。■採訪、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追念故土、融入香港的精神家園；安身居住、遮風擋雨的片瓦所在；敘述宏大精神的本土歷史教科書，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座不同的紅樓。
在這裡，遙望故鄉
戰火讓猶太人背井離鄉，耶路撒冷的聖殿山腳下的哭牆成為他們懷念故土的聖地。
紅樓似乎是幾代調景嶺人心中的「哭牆」。
對調景嶺居民而言，從內地的故鄉到香港，要跨越兩座橋。一個是地理上的羅湖橋，另一個是心靈上的紅樓之橋。在一些調景嶺居民心中，從九龍調景嶺到屯門紅樓，心靈距離並不遙遠。在年屆六旬的施國雄的回憶中，自己第一次去紅樓是小學六年級。施國雄說，他自幼在充滿艱困的調景嶺長大，父親則是畢業於黃埔軍校、參加過抗戰的軍人。在國共內戰的大時空下，父母離開故鄉，隨軍隊撤退至調景嶺，從此在香港安身立命。「小時候，家裡真的很窮，家中有哥哥姐姐，也有弟弟妹妹，父母則是在山上種菜。」施國雄毫不否認，對當時的調景嶺少年兒童而言，那是一個沒有玩具、沒有娛樂、沒有笑聲、為生存而奔波的年代，而紅樓則能夠帶來身心的愉悅、心境的開闊，是調景嶺難民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遠足可以凝聚意志，讓大家更團結。「去紅樓參加辛亥革命紀念活動，我們將其看作遠足。」施國雄對兒時的記憶仍舊非常清晰，他告訴記者，在物質極為貧乏、沒有多少康文活動的寮屋歲月中，「紅樓」二字在調景嶺民眾心目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我第一次去了紅樓時，見到中山公園的陳設和佈置非常壯觀，很親切。」施國雄覺得，紅樓的存在紓解了生活帶給他們的重重壓力，這種壓力有難以逃避的現實，有大時代轉換下個人境遇的種種無奈和悲傷。因此，沒有郊野公園，則在紅樓參加辛亥「雙十」紀念活動是不可缺少的「郊遊」，成為了堅定生活下去的符號。在當時的學生作文、功課中，調景嶺學生們稚嫩的筆也留下了對紅樓崇敬的一般描述。
另一位調景嶺居民劉建國在接受訪問時也對當年的艱困歲月頗有感觸。劉建國的母親當時在調景嶺主持一間藏傳佛教寺院。由於危機四伏的生活境遇，死亡是調景嶺難民時常要面對的考驗。對他們而言，每當有民眾因為疾病和飢餓而離世，就會請佛院幫助超度以完成後事，並將逝去親人的靈位供奉進寺廟中。劉建國向記者表示：「當時，『活下來』就是調景嶺居民最為堅強的信念。」鑒於調景嶺民眾飢餓困苦的生活情狀，從外地的救濟總會到本地的各種教會組織募集並向民眾們發放了一大批救助物資，包括糧食、奶粉、藥品等。「如果救濟物資是生活的物質源泉，紅樓就是調景嶺人走下去的精神源泉。」劉建國說，調景嶺是生活的家園，而常舉行「雙十」紀念儀式的紅樓則成為了調景嶺居民心中特殊的故土懷鄉情結的寄託。
紅樓留給施國雄的還有一份與家人互動的溫馨回憶：「每一年中，心情最好的時候便是和家人去紅樓。」時光滄桑，陰陽兩隔已是自己和上一代人之間的悲情絮語，但紅樓讓兒時追憶多了一份不可缺少的童年二重奏：施國雄的父母在紅樓感懷自己的人生、思念遠方的家鄉，那裡有他們父母和童年；施國雄則在百年紅樓的堅毅風骨下，從孩提的歡樂一路走到了今天。誠然，這份「歡樂」的背後有無盡的酸楚。
的確，多年以來，包括調景嶺居民們在內的不少民眾聚集在紅樓，期待的是有一天能夠回到故鄉。在這份期待和祈禱下，他們和後代成為了香港人。當這份期待和祈禱成為一種儀式之後，便內化為香港在地文化的一部分。「1994年政府清拆了調景嶺的寮屋區，所以不能再失去紅樓。」施國雄表示，日久他鄉即故鄉，留下紅樓，就是留下他們融入香港、深根香港的一段時光。
被忽略的中山公園
化名陳宇豪的Hugo是一位長期從事歷史文化研究和青年從業者。對於紅樓風波，他點出了一個被諸多傳媒輿論忽略的情形：紅樓與毗鄰的中山公園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雖然大家統稱二者為「紅樓」。
中國近代史的教材
在紅樓旁側，是一個廣場式的公園，裡面有用石頭堆砌的「孫逸仙博士紀念碑」，修建於1969年。紀念碑基座上寫有孫中山的革命事跡以及建立紀念碑的時代背景。紀念碑前有孫文銅像，刻有「天下為公」這四個黑色大字。廣場上，則有香港和台灣各界人士致送的石碑。「紅樓其實就是那一幢已經殘舊不堪的二層小屋，但誕生於上世紀1960年代末期的中山公園則完全是後來添加的附屬物，公園內的石碑、孫文銅像其實並非文物。」但Hugo告訴記者，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當人們將焦點放在紅樓這一建築本身是否文物和法定古蹟時，那些對紅樓懷有深厚情感的人其實更加在意的是中山公園能否如同過去數十年一樣作為諸多市民用來紀念慶祝辛亥革命雙十節的場所。
「每年『雙十』，人們聚集在紅樓邊的中山公園慶祝辛亥革命的勝利，這已經成為數十年來香港的一種特色。」Hugo認為持續一年左右的紅樓風波，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中山公園一直以來承載的香港特色：中國近代史的獨特載體、多元價值的包容並存。記者曾經就中山公園的前景問題詢問過港府相關部門，但港府方面對此查詢並未給予直接和明確答覆。
「能否繼續使用中山公園作為民眾紀念辛亥雙十的場所，是能否延續香港社會多元化的一個指標。」Hugo說，紅樓及其附屬土地業權的易手讓中山公園的未來命運頗受矚目，也極為令人擔憂。「留下紅樓和中山公園，讓人們繼續在這裡使用，是以香港視角詮釋中國近代史的最佳例證，這是真正的本土歷史，是聯結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的最佳空間。」Hugo坦言，紅樓和中山公園是推廣中國歷史教育的最佳教材。「口講『推廣中史』，但港府多年來對待文化和歷史的被動與消極態度，實際上是毀掉了歷史。」Hugo如是對記者表示。
映照現實的明鏡
在本報一整年追蹤紅樓事態的採訪活動中，劉巨瑛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受訪人。他和自己的妻子均年事已高，被疾病纏身。對他們而言，紅樓就是安身立命的地方。據了解，劉氏夫婦居住在紅樓已經三十多年，但是紅樓業權的變更令他們瞬間失去了家園。
「我無兒無女。」
「我的妻子有白內障，我有糖尿病。」
「我和妻子的全部經濟來源，就是兩人的生果金。」
劉巨瑛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沒有文化保育、歷史意義、建築價值的高談闊論，他告訴記者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情形，並在啜泣中表達對未來生活的擔憂。
其實，面對這種窘境的還有不少人，他們在突如其來的業權轉換中瞬間就面臨迫遷的境地。而最為令人揪心的則是住戶們本身的居住環境。劉巨瑛數年來居住在紅樓中山公園一旁的搭建屋中，條件十分簡陋，四周則是用鐵網圍住。其他住戶則直接居住在紅樓之中。記者曾一度走入紅樓，發現飽經歲月的洗禮下，紅樓已經是一座在建築安全的可靠性上存疑的二層小樓，走道中則採光不夠、管線密佈；牆壁則有水泥脫落的情狀。可以說，如果有市民選擇在此居住，必定有諸多的無奈。但即便是這樣的居住環境，在此生活多年的民眾似乎也無法得到保障。紅樓乃孫中山革命聖地之所在，一個遠東的國際大都市，有人在此卻憂懷晚年、無處容身、悲歎人生。
這就是悲涼的現實。「耕者有其田」是孫中山的革命理想，人們將其轉化為「居者有其屋」。環顧紅樓四周，他的理想是否已經完全實現，或許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回答。
如果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比喻為一份考卷，則紅樓及其居民的遭遇已經讓作答這份考卷的官員們知道了自己的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