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油街藝術村早已不復存在，現在由「油街實現」延續藝術使命。新華社藝術「空間」在香港（上）
九七金融風暴造就油街藝術村的誕生。屈指一數，距離油街藝術村的出現正好二十年，放眼看，鄰近地區的藝術村遍地開花，但香港卻依然未如理想。「我覺得香港更加需要一些自然生成、少一點規條的空間，當政府管理藝術村時，未必有這樣的概念。」「好單位」召集人及董事、文化倡議者黃英琦（Ada）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如是說。由此，Ada由藝術村引申出「中介人」的概念，作為文化界的一分子，她期望有更多的中介及支援以扶植本地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1998年，香港出現了一條享負盛名的藝術村--油街藝術村。得益於九七金融風暴後經濟低靡的境況，政府產業署將北角油街的舊政府物料供應處以廉價招租，藝術工作者如獲至寶，紛紛進駐。惜翌年收地，被逼遷出。時隔十多年，當年的油街藝術村早已不復存在，在2013年，附近的建築群經活化後，以視藝空間「油街實現」的姿態再現公眾眼前。
Ada擁有很多身份，她既是律師，又從事教育工作，也是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的核心成員，工作涉足不同領域。雖然Ada並非「落手落腳」從事藝術創作，但因工作關係，認識和接觸不少藝術工作者，回想起1998年舊政府物料供應處公開招租的時刻，Ada仍印象深刻。
油街藝術村的繁榮
「那時未有whatsApp，好多人打電話搵我，話我哋租得起。」Ada憶述。她仍記得當年上址是「兩個半」一呎。當年正值九七金融風暴，經濟低靡，政府以最低兩元一呎的價錢，以短期租約的形式招租。兩元呎價可以租用數以千呎的空間，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
往後不同類型的藝術團體紛紛進駐，各自透過政府產業署的渠道，成了油街租戶。當年如「蛙王」郭孟浩、錄映太奇（Videotage）、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等，便在該處落地生根。從事不同形式創作的藝術工作者開始在該地群聚起來，自成一角，形成「油街藝術村」。當年此處成了一片滋養文化藝術的土地，租戶舉辦藝術展覽、工作坊，百花齊放。
不過，「其實當時政府好驚。」Ada說，「佢會覺得如果有咁多藝術界的人在此，呢條村咁有活力，政府驚請唔走。」皆因當政府沒有藝術村政策時，便只會視進駐者為租客。好景也不長，在1999年，政府徵收該址，租戶被逼遷。其後藝術團體與政府多番交涉，終於被安排以直接租賃的形式、為期三年的租期，租用位於土瓜灣的前馬頭角牲口檢疫站，在牛棚「落腳」。
由油街到牛棚
牛棚早年由政府產業署管理，直至2011年由發展局接手，由最初不對外開放，到現在允許自由參觀，一路走來，牛棚發展成藝術村，成了土瓜灣的地標之一。藝術工作者Peggy現於牛棚設立工作室，雖然並非第一代的牛棚租戶，但在牛棚亦駐紮了一段日子。
雖然Peggy非屬「油街年代」，憶述當年油街的藝術團體可以與政府直接對話，她自言很羨慕。「在香港，類似當年油街藝術村般自由的空間其實很少見，當年藝術家聚集在一起，很有力量，向政府爭取另置空間。我們都很羨慕可以在如此狀態下和政府直接對話，爭取可發展空間。」在Peggy看來，當年油街藝術村的事件，可說是藝術家和藝團爭取民間藝術創作空間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
「以前油街都是閒置空間，管理無咁嚴謹，好自由地發展，那時差不多每晚都有活動發生，狀態好自由。」Peggy雖然不是油街租戶，但亦知悉當年的情況。而放眼現時香港類似的藝術群聚，例如牛棚、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PMQ等，皆由政府部門或特定機構營運及管理，在官僚架構內，相比起當年的油街藝術村，便多了「綁手綁腳」的規條。
管理思維的缺失
「我覺得問題在於溝通上。有所謂管理層，訂立租金與規章，這並非正向的管理模式。」Ada說，所謂的公平性，也是偽公平。她強調，藝術村應該包含共享價值在內，「一個藝術村的價值就是一加一大過二，希望該處的朋友可以有更多的互動，也與觀眾有更多交流。一個村的氛圍就是藝術品隨處可見，缺了這個東西是會失色的。」她說。
以牛棚為例，若租戶要在公共空間擺放藝術品，需要向管理部門書面申請，但Ada認為若在藝術村設立過多規條，變相扼殺創意。「創意這項東西需要空間嘗試，但通常空間有好多『不准』和『不必要』。」而造成這種狀況，是因為政府部門未必有管理藝術村的概念。「藝術村應該是主辦方自己都要有『村』的概念，多年來牛棚仍是政府管理的物業，政府未必有管理藝術村的思維。」Ada說。
那誰可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我想是一些中介者，例如藝術中介。我覺得香港需要一些不同類型的中介，甚至乎多於一個中介。」Ada表示，藝術村就好像一個生態系統裡面的支援系統，對於支援藝團或藝術工作者有重要的意義。因此，以合適的機構管理，為藝團或藝術工作者對症下藥，提供足夠且適當的支援，則顯得十分重要，而現時則偏偏欠缺此類角色。由此，這裡便引申出另一個更深遠的問題，就是「中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性。以劇團為例，Ada表示，由排練場地、市場推廣、以至法律問題，過程中都可能要尋求不同界別的人士協助，然而，她表示現時文化界別卻偏偏欠缺此類「中間人」的支援。
文創產業缺支援
Ada表示，現時政府大力推動創科產業，因此，像是科學園、數碼港，便擔當了支援初創企業的重要角色。但她認為無論是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還是設計，此類的藝術團體也應視為是初創企業，亦意味着需要同類性質的支援。而她坦言政府沒用同一個思維去思考兩者的角色。「我有與民政事務局提過，對方都認同，但不知為何無人去推動。」她說。
Ada認為類似中介不會嫌多，皆因放眼全世界，成功的科技創業，都需要有類似的中介。中介可以帶來網絡、資金，可以帶來無形的資產，亦即social capital（社會資本），或是一種經驗、視野與洞悉力。「如果一個年輕人做創作，在營運上或會有迷惘，這類中介支援便顯得格外重要。」Ada說。
整體發展策略很重要
訪問當天，Ada正出席由香港設計中心主辦、創意香港為主要贊助方的設計「智」識周2018，與世界各地的講者為公共創新設計出謀獻策。「創意香港」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旗下的專責辦公室，主責領導本港創意經濟發展。早年，Ada曾倡議把商務及經濟發局與民政事務局合併，組成文化局，統籌相關文化政策，減少政出多門。「當時梁振英先生有列入政網，後來林鄭（特首）亦有，但話時機未到。可能政治、房屋、教育這類問題大過文化或者藝術村的問題，我都理解的。」Ada說。
Ada強調：「現在香港缺的不是錢，而是一個整體文化發展的策略。」放眼現時香港的情況，若單從硬件來說，由西九文化區，以至東九龍文化中心，不能否認政府確實落力支持本地文化發展，但在一個生態系統中，硬件無疑只是最後一環。而作為一個創作人，要工作、要排練，面對各種困難，可惜當中的政策都是空白的。Ada喜愛以百子櫃來比喻現時香港文化發展的狀況。「一個百子櫃裡有很多東西，可惜櫃與櫃之間不相通，出現了很多gag位、盲點。」因此，Ada表示期待未來會出現更加多的中介與支援，支援相關的團體，以令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得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