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年逨鼎中國的青銅藝術歷經千年淬煉，形成獨具特色的青銅文化。作為青銅器發展高峰期的西周，其器類之繁多、造型之奇特、紋飾之詭麗、氛圍之神秘，在世界文化藝術史上堪稱獨樹一幟。由旅順博物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岐山縣博物館、渭濱區博物館、眉縣博物館共同舉辦的「禮樂宗周吉金肇源——寶雞地區出土西周青銅器精品展」目前在旅順博物館展出。展覽萃集115件（套）寶雞地區出土的珍貴西周青銅器，呈現出西周人鐘鳴鼎食、雅樂正聲的禮制。
是次展覽分為「吉金惟史」（金文）、「嘉餚既阜」(食器）、「兕觥其觩」（酒器）、「禮樂和鳴」（樂器）、「戟光劍影」（兵器）、「車馬嘶鳴」（車馬器）共六個單元，展出文物大部分出土於今寶雞周邊地區，考古界通常將該地區稱作「周原遺址」。這些青銅器製作精良，種類繁多、紋飾精美，銘文豐富，分為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兵器與車馬器。其中不乏國之重器，如四十二年逨鼎、單叔鬲、戶方彝、伯各尊等，是當時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的代表力作，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較高成就。衛盉、衛簋、九年衛鼎等帶有銘文的青銅器物，為世人直觀呈現初西周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
青銅器的價值主要由銘文來體現。青銅器鑄刻銘文是從商代中期開始的，起初只是寥寥一兩個字，即郭沫若稱之為「族徽」的文字。西周時期是銘文的鼎盛時期，亦是青銅器銘文最具特色的時期。西周開始青銅器鑄造技術的不斷進步以及社會文化的大發展，為銘文鑄造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這時鑄有銘文的青銅器不斷增多，銘文的內容也越加豐富多彩。銘文的數量、內容、性質等各個方面都開始有了很大程度的變化，從大量的青銅器銘文中，可以反映出西周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法制、禮儀等具體情況。
今次展出的四十二年逨鼎因其內壁鑄有25行共281字銘文而最為引人矚目。四十二年逨鼎有兩件，青銅鼎銘文內容完全相同，唯大小有別，均立耳，口沿平且外摺，圜底，蹄足，口沿下飾變體龍紋，腹部飾環帶紋，耳外側飾凹弦紋。器身鑄扉稜6個，足根部外側面飾饕餮紋。內壁鑄有銘文，共計25行281字，記述及其父親因伐戎有功，受到周王室冊封，獎勵之事。該鼎銘文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齊備，是考證西周年代、金文歷譜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西周冊命制度、戰爭史、歷史地理極為難得的資料。
時間回溯至2003年，陝西省寶雞市眉縣楊家村五位農民在取土蓋房時無意中發現了27件青銅器，其中青銅鼎 12 件，可分為兩組，分別命名為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兩者除了內部銘文不同，耳部的紋飾也有所不同。這批器物造型精美，紋飾繁縟，銘文字體遒勁古樸，有着很高的藝術價值。27篇銘文共計3,000餘字，尤其是其中的逨盤和四十二、四十三年逨鼎的長篇銘文，清晰地勾勒了西周歷史。銘文中年月日和月相的記載，有助於校驗萬眾矚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階段性成果。這批文物也創下了第一次發現西周青銅器的洞式窖藏等八項中國考古之最。
作為西周文化重要組成部分，青銅器是西周政體制度的主要載體。周統治者為鞏固政權穩定，制禮作樂，將一些日常所需的青銅器物（多食器、酒器、水器、樂器等）賦予特殊意義，使之專門用於宴饗、朝聘、征伐及喪葬等重要場合，並通過對青銅器的組合與使用數量的規定來劃分階層、區別地位，確定等級關係。禮樂文明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發展史中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至今依然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寶雞地區出土的大量珍貴周代文物，對研究禮樂文明提供了有力的參考和佐證。 本次展覽展期至9月8日。■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