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文森）查良鏞的一生，一直心繫家國，並參與了香港回歸祖國的籌備工作，包括擔任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及全國人大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譚耀宗憶述，查良鏞的想法很細密，也很容易和人相處。當年身為最多爭議的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之一，他處事得當，所提出的方案對推動討論很有幫助，大家都很尊重他。
查良鏞是香港著名社會活動家，曾擔任廉政專員公署市民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1981年7月，他獲邀到內地訪問，並獲安排與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會面。其後，他再次回內地，並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有了深刻認識。
1984年12月9日，中英政府在北京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隨後，查良鏞受中方邀請，參與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並被任命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港方負責人之一。1989年5月，查良鏞退任基本法草委和諮委，結束從政生涯。
譚耀宗憶故人：思想縝密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期間曾與查良鏞共事過的譚耀宗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憶述，自己當時與查良鏞接觸，主要是談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應如何成立，「當時覺得他的想法很細密，也很容易和人相處。」
他指出，草委會政制小組是最多爭議和不同意見的組別，查良鏞當時作為港方召集人，處理得不錯，大家都很尊重他，「他和查濟民提出的『雙查方案』，對推動有關討論很有幫助。」
譚耀宗並讚揚查良鏞在中國文學上有很大貢獻，其作品暢銷世界，受不同性別、年齡的人士歡迎。他對其離世感到可惜、傷痛。
時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的程介南表示，自己當時任諮委會政制小組召集人，而查良鏞是草委會政制小組召集人，雙方是「對口」，所以有較多接觸。
他說，當時社會上就政安排十多二十個方案，為了求同存異、拉近距離，他們就倡議用「武林大會」的方式，讓各方坐下來討論各自的方案，而查良鏞正是召集人。程介南形容查良鏞「很有政治智慧」，而他和查濟民提出的「雙查方案」，亦是參考了各方意見，拉近各方距離的折衷方案。
程介南坦言，對查良鏞的離世感到惋惜，也擔心其影響幾代人文化、豐富了演藝影視內容的武俠小說，亦難再有人能到達其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