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 本報資料圖片一日，閒逛香港仔一間書店，偶然看到書架上擺放着一本藍色封面的新書《有了這本書，你就明白甚麼是中國的大國擔當》，作者是老朋友于洪君先生。閱後，受益匪淺之餘，好想把對作者的了解與讀者分享一番。■文：尹樹廣
第一次見到于洪君先生，是1993年在北京的一次國際研討會上，與會者中有中國、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等獨聯體國家的專家學者，研討主題是蘇聯解體後中國與新獨立各國的關係現狀及發展前景。我與于先生比肩而坐，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少年老成，講話不慍不火，邏輯性強，觀點鮮明。
他鄉遇「老于」
1996年，于洪君先生從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亞處處長崗位上被派到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工作，任一秘，負責使館的政治調研工作。我比他早兩年到阿拉木圖，任《人民日報》駐中亞首席記者，兩個東北人在他鄉相逢，共同語言自然很多，加之情趣相投，很快便成為好朋友。那時，他雖然年輕，但使館上下都樂於叫他「老于」，這是大家對他沉穩嚴謹性格的一種肯定。直到他升任中聯部研究室主任兼新聞發言人、中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中聯部副部長，我們這些「老中亞」們見面時，還是喜歡「老」啊「小」啊地叫着，覺得這是最親切的稱呼。
到使館之初，「老于」顯得挺嚴肅，學者範兒十足，沒過幾天，我發現他為人隨和，時不時會用沉重的東北腔講上幾句笑話，令人忍俊不禁。閒來，「老于」還喜歡摸幾圈麻將，換換腦筋。「老于」在吉林省農安縣出生長大，天生的幽默感使大家都喜歡同他交朋友。然而，在幽默隨和的背後，他始終保持着讀書人憂國憂民的本色，以出色的調研能力報效國家的外交事業。
在中亞做記者期間，我幾乎每周都參加哈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記者會和各種活動，經常駕車跑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每次踏入中國駐哈大使館簡陋的三層小樓，我都會去二樓樓梯左手邊「老于」逼仄的辦公室小坐。
那時，新生的中亞各國深陷經濟危機，物價飛漲，居民收入銳減、銀行陷於破產狀態，我在相關報道中對困難落筆較重，對前景有些悲觀。「老于」卻認為，蘇聯解體是歷史必然，中亞各國的困難畢竟是暫時的，中國應不失時機，加強與中亞各國的睦鄰友好關係，建立友好睦鄰地帶。自1997年始，中石油開始進入哈薩克斯坦油田，繼而修建了中亞油氣管線，習主席更在2013年9月訪哈期間提出「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中國與中亞關係進入新時代。事實證明，「老于」具先見之明，善於根據對中亞各國國情的認知，將國家利益作為分析問題的出發點、落腳點，最終得出較為準確的結論，並提出對策建議。後來，他被任命為中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這絕不是偶然的。
敏學筆耕的大筆桿子
「老于」成長的經歷頗富傳奇。1972年他是吉林省農安縣一名鄉村電影放映員，《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年》是他最喜歡放映的電影之一，蘇聯老電影激發了他對蘇聯歷史和國際共運的濃厚興趣。1978年高考恢復後，他考取東北師範大學政治系，專攻國際共運史。1986年，他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國政系博士生，成為著名國際共運學者高放教授的高足。獲得博士學位後，他分配到中聯部工作，專職從事政黨外交工作。
1991年底蘇聯解體前夕，他被派到俄羅斯的頓河羅斯托夫大學任高級訪問學者。扎實的理論功底，特別是刻苦學習和敏於思考的作風，使他從同輩人中脫穎而出，成為中聯部公認的大筆桿子。在之後駐外使館、中央外辦、中聯部研究室、駐外大使和副部長等各個不同崗位上，他都能用廣博的知識和深刻的思想廣交朋友，奉獻國家。
至今我還記得「老于」敏學筆耕的往事。那是他在阿拉木圖工作期間，有一次得知我要去塔什干出差，他託我在當地書店買一本烏茲別克斯坦新憲法。回到阿拉木圖交給他時，他高興地說：這回中亞五國的新憲法湊齊了。原來，他正在同任允正先生共同寫作《獨聯體國家憲法比較研究》這部理論性很強的大部頭著作。過了一段時間，我回北京出差，他將裝着厚厚手稿的一個大紙袋交到我手上。回到北京，我從亞運村附近的家裡騎車到北沙灘，將手稿交到任允正先生手中。因為這本書，「老于」曾被使館領導批評過，提醒他「不要不務正業」。但「老于」的對策是虛心接受，堅決不改。正是由於對學理的孜孜探求，才成就了他出色的政治調研工作。
2011年到港工作後，我們接觸少了，但每逢春節或回京休假，我都會給他打電話問候，或者食餐飯小聚。他從副部長位上退下後，並未閒下來，而是經常出席國際會議，發出「中國聲音」，在國內外各種場合講解新時代中國外交的政策主張，忙得不亦樂乎。
作為發出「中國聲音」的最新成果，「老于」今年在香港出版了政論專著《有了這本書，你就明白甚麼是中國的大國擔當》，集中反映了他對中國全方位參與全球治理的深邃思考和對策建議。
學者報國，豈止於書齋。祝「老于」在人生舞台上舞得更瀟灑，活得更精彩！
（作者是《人民日報》1994-1998年駐中亞五國首席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