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影評人聞天祥分享寫影評的心得。 朱慧恩 攝16歲那年，聞天祥公開發表了第一篇影評，寫的是吳宇森的《英雄本色》。由雜誌寫到報紙的影視版，再到成為圈內資深影評人，聞天祥總是說自己很幸運，能在台灣影評的黃金時代執起筆桿寫作。早前，聞天祥出席由香港藝術中心主辦的「新浪潮．新海岸：康城導演雙周50遇見香港電影」的工作坊，並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談到寫影評的經歷，也談到對台灣電影的看法。文：朱慧恩
記：記者 聞：聞天祥
記：你今次來港教影評寫作，能分享下寫影評的心得嗎？
聞：可以分門別類，例如今天（出席工作坊當天）我會先講「類型」。「類型」是有規則和公式的，我們會低估類型，我要先證明類型是有難度的，要做得好，難度很高。但類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例如你看到王家衛的《東邪西毒》、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你就會發現「類型」不見得能解答所有問題，你必須要挖掘導演特色和風格。我覺得要觀察電影的場面調度，這些你都看到了，你就知道屬於這個人的規則和特色在哪。當然，這一切源頭都必須是非常熱愛電影。
但我的經驗不是這樣按部就班，我會把它當成禮物，如果今天我能碰到一個讓我產生疑問或震撼我的電影，我就會很興奮，就會去查這電影有什麼討論，所以多閱讀影評也是收穫，好像在做一場安靜的辯論。觀點不一樣，就會產生幾種效果，有時看完會發覺我才是對的，或者剛好相反，這是讀人家文章的收穫。對我來說最快速的學習方式是看電影，然後閱讀影評，不照單全收，而是跟這影評做辯論，你就會成長。
記：你覺得影評的價值在哪？
聞：影評可以分很多功能，最簡單的就是服務性。服務性的影評有點像指南，可以讓觀眾快速看到一部電影值幾顆星星或幾分。但如果影評寫得夠好，你能帶給觀眾的就不止是一個資訊或消費指南，而是更深入的知識，也是情感交流。也可以帶給觀眾更多地理解這部電影在這個類型裡面，或創作者的創作脈絡中，某個國家或民族的電影所帶出的東西是什麼，甚至可以借此把議題帶出來。當然，它必須是有價值的文字。
對我來講，影評還是文學，它跟電影好壞沒有關係，主要還是看你的文字是什麼。更進一層，當讀者習慣閱讀一個人的影評時，他已經不是因為一部電影，而是因為作者風格，或是因為他看事物的角度或方法，電影反而只是一個媒介。
記：對你來說，寫影評有什麼收穫？
聞：在30多年以前，我沒有想過寫影評也可以是一個職業，我是台灣極少數可以以寫影評為生的人。在上世紀90年代跟21世紀初，我每個月生產2萬到3萬字是沒困難，台灣的稿費非常低，但這費用在那個年代的台灣來說，生活是可以的。那時不會有人鼓勵你做行業，但我又好像可以適應一直寫作這事。我在當兵時在寫作，因為太苦悶了，幾乎所有空閒時間都在寫作，那是我寫得最多的時候。那時寫了很多長篇文章，所以當兵時收入特別高，我買房子全靠當兵（笑）。我是在台灣影評的黃金時代出來寫作，那時寫作空間很大，但現在就很難跟後輩說你可以寫影評為生。
導演，你敢不敢拍？
記：近幾年都在觀看或關注什麼電影呢？
聞：什麼都看，持續關注的當然是台灣電影，我給自己的功課是要看完台灣所有劇情長片，一部都不能少。我從1992年到現在，就一直在做這事。剛開始還真是意外，那時寫了兩年電影專欄，後來當時的電影資料館跟我要了一篇稿子，說寫1992年的重要電影，我把所有電影都寫了。他們很驚訝，說怎麼可能。但台灣電影沒幾部，看完也沒這麼難。從此他們要求我看完每一部電影都去寫一個年度台灣總評，我也當成是給自己的功課，無論多忙，都要把台灣電影讀完。
記：台灣電影不多，但說起台灣電影，近年的《血觀音》（楊雅喆）和《大佛普拉斯》（黃信堯），口碑很好。
聞：我也很驚訝，很多香港朋友都跟我說這兩部片。它們的形式跟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他們的時代的電影完全不一樣。台灣這批導演非常努力地找自己的路線，他們希望跟一般觀眾有更多對話的可能，所以電影的形式類型化通俗化確實是近十多年台灣大部分電影會往的方向，另外一方面台灣社會政治紛亂吵雜，從好的方面看就是極度自由，沒有不能講的題材。
他們把自己對土地、社會的憤怒也好，嘲笑也好，關心也好，我覺得三者不見得不能同時存在，可以又笑又批評又愛，就變成非常複雜而具有包容度的情感，但你要有自己的特色，這兩部片就有自己特色。我覺得這兩部作品的共通點就是敢笑敢哭敢罵，所以才特別突出。但不見得每個台灣導演都像他們這麼才華洋溢又大膽，所以我們才要反問你敢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