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倩
一個人閱讀和寫作到了一定程度，極易否定自己或質疑周圍，繼而產生一堆新的困惑。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邂逅了作家殘雪。
記得那年盛夏，天氣酷熱難耐，我的寫作陷入低迷，一度對生活產生悲望的態度。無意間搜到《靈魂的城堡》，一本解讀卡夫卡作品的評論集，翻了翻就放下了，但讓我記住了作者殘雪這個名字。後來，看了她的小說，又重新讀了《靈魂的城堡》，她對精神層面的深度探索，令我頗有共鳴。殘雪--拒絕融化、獨立不羈，從她的筆名中，我隱約感覺到她文學世界的精神強度。果不其然，對她了解愈多，我愈發地體會到這點。
殘雪是一個遠離熱鬧、堅守立場的作家，她的創作得益於她三歲起就喜歡的「表演」。頗有意思的是，這種表演既不是舞台上的展示，也不是自我的張揚，而是依靠想像在腦海裡進行的表演，比如，冒險的故事，好玩的事情等。赤腳醫生，街道工廠工人，代課教師，個體裁縫，獨立作家，殘雪從事過不同的職業，有誰能想到，她最初的寫作是在縫紉機上。那是一九八二年，三十歲的她照着書本學習裁縫和縫紉，為了賺更多的錢養家餬口。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她和丈夫成功了，開了一家縫紉店承接服裝，並僱傭了三個幫手，生意不斷做大。就在那一年，她在布頭堆砌的縫紉機上開啟寫作生涯。沒有大塊時間，她見縫插針地寫，自我陶醉地寫，聚精會神地寫，寫上一會兒，她去看看四歲的兒子，招呼下顧客。就是這樣，她完成了處女作《黃泥街》，她把自己的創作稱為「人性在艱難條件下的突圍讚歌」。五年後，她已經養成習慣，每天創作一小時。由於患有嚴重的風濕病，她還有跑步的習慣，跑步與寫作，至今依然延續着。
一個人的寫作離不開童年，作家的童年似乎是個神秘而古怪的世界。殘雪與我的父親屬於同一代人，他們共有的時代記憶，我永遠都無法體會，但是，她對死亡的初體驗令我感同身受。父親的心臟病，弟弟的腰椎痛、大弟弟的意外溺水身亡，兒子的過敏體質，以及父親被勞教和批鬥等，這些使殘雪過早地經歷「黑暗之夜」，過早地懂得吃苦，肩挑水桶、山上找食，養成了苦行僧的傾向；而她的害羞、內向，又使她不善與集體打成一片，顯得有些孤立。於是，她便沉溺在表演的精神世界中，以想像力為翅膀，或唯夢或可怖的夢境，或親身經歷的好的故事，或自由自在的思想漫遊，最終構成了她創作的精神城堡，她始終在心的黑暗的王國裡匍匐或探索。
這一點，我何嘗沒有過相似體驗呢？兒時的我，住在筒子樓裡，每到寒暑假，很多小夥伴回老家了，沒有人和我玩兒，很無聊，我又沒有睡午覺的習慣，午後這段時間特別難熬。我就從家裡搬着凳子、黑板到走廊裡，找個地方掛上黑板，自己又當老師寫板書，又當學生回答問題，一人分飾兩個角色，粉筆字寫了擦、擦了寫，有一次我把地上全都寫滿了板書，有個樓上的老師下樓遇見，直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寫得快趕上老師了！」我心裡美滋滋的，又些許緊張，不願讓大人闖入我的世界，或者說我的表演只屬於我自己。多年後，當我叩開文學的大門，並沒有意識到，當年的表演不止是一場遊戲，而是自我的探索。
回來說殘雪，她的寫作始於縫紉機上的創作，始於某種內心已經成形的表達，也可以說是童年時期的自我表演。如她所說︰「文學的創造過程就是一場趨光運動，我不過是延續了幼兒時期的本能。」她最擅長的是轉化，小說人物或故事從世俗生活中取材，然後加工成「透明之物」，她的縫紉機瞬間變成「真空加工車間」，用空氣紡織出透明的布，用真空製出透明的衣服。這件「衣服」就是精神的產物，一個純粹的詩意王國。
由殘雪兒時喜歡表演，我不禁聯想到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小時候他喜歡在母親的梳妝台上照鏡子。在伊斯坦布爾，帕慕克家族是名門貴族，當年，他的父親和哥哥建了一座五層的帕慕克公寓，其豪華程度令人瞠目，每層樓裡都有一架鋼琴，每間公寓裡都有上了鎖的玻璃櫃子，放着很多名貴的瓷器、銀器、茶杯等。
童年的帕慕克，喜歡玩一種遊戲，「百無聊賴的時候，我會把瓶瓶罐罐和各類刷子推到梳妝台中央，還有我從未見母親打開過的上鎖花飾銀匣，接着我把頭向前傾，以便看見自己的頭出現在三聯鏡的中央鏡板上，我把鏡子的兩翼往裡或往外推，直到兩邊的鏡子映照彼此，於是我看見幾千個奧爾罕在深邃、冰冷、玻璃色的無垠當中閃閃發光。」帕慕克讓梳妝台兩側的鏡子互相映照，呈現出無限個自我的鏡像，他沉醉在自己的倒影中，時而不住變換姿勢，時而還扮個鬼臉，鼓臉頰、揚眉毛、吐舌頭，呈現出另一個奧爾罕。
祖母房間裡也有一張梳妝台，但是他不敢碰。「我很想打開鏡板，迷失在倒影中，但這鏡子我不准碰。大半天都待在床上未曾起身的祖母這麼擺桌子，讓她能沿着長廊一路看過去，經過廚房通道、玄關，通過客廳，一直到眺望大街的窗戶，監督家中發生的一切--進進出出的人、角落的對話、遠處鬥嘴的兒孫--卻用不着下床。因為屋裡總是很暗，鏡子裡某些特定活動經常暗得看不見。」多年後，他把這段經歷寫進回憶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並道出其中緣由，「或許我玩這遊戲是在為自己最害怕的事做準備：雖不清楚母親在電話裡講些什麼，也不知道父親人在何處或何時回來，我卻很肯定總有一天母親也會永遠消失。」這個鏡中遊戲，飽含多種精神意蘊，映照的不止是另一個奧爾罕，還有奧斯曼帝國的昔日輝煌、土耳其人的集體憂傷、家族由繁華走向衰落的精神焦慮、父母吵架帶來的恐懼等等。
殘雪曾說過，一個人生活中或閱讀中出現的鏡子愈多，這個人具有的自我意識就愈高。這個觀點對我很是受用。某種意義上說，帕慕克與文學的結緣，就源自梳妝台，梳妝台兩側的鏡子，成為他自我意識的覺醒。曾經他想當一名畫家，在小說《我的名字叫紅》中也有體現，但是後來他成為了一位獨立作家，一個享用自我想像力果實的人，這些在繪畫方面是所不及的。接受採訪時他說過︰「當我從想當畫家變成立志成為作家後，我成了一個幸運的男孩--寫作的感覺就好像，我是一個手裡拿着玩具的孩子，我和自己的玩具玩得太開心，根本忘記了時間。」
我想，無論是記錄土耳其人的「呼愁」，還是尋找更好的自我，對帕慕克來說，梳妝台都是他創作的起跑線，亦是他通向世界的蹺蹺板，但是，母親房間裡的梳妝台兩側鏡子映照出的奧爾罕，才是最真實的，離我們最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