彥 火
柏楊夫婦大陸行，茹志鵑以上海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身份出面，上海作家協會作為一個接待單位代安排所有行程，是最好不過的。
後來因為柏楊要求探望王若望事件，覺得茹志鵑刻意不作安排，使柏楊非常不滿，對茹志鵑大有意見。
對柏楊探望王若望的事，茹志鵑對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是這樣表示的：「另一位台灣作家應鳳凰女士曾提到要見王若望，我可以很坦白地說，當時王若望是不是在上海，我確實不知道，但是我說王若望不在上海，這是我不對，是我撒謊了。但我的動機是基於保護王若望，因為王若望已經很為難了。他這個人的性格又很像兒童。你三句話引他，他什麼都可以講，是很坦率的一個人。」
茹志鵑進一步說：「若是讓柏楊見王若望，也許柏楊有很多東西可以寫，但會給王若望留下什麼呢？也許他的處境會更困難。於是我拒絕讓柏楊見王若望，這是我不對，我向柏楊說了謊。」
柏楊後來寫道：「上海作協的盛情接待，我非常感謝，如果不是他們代訂旅館，我和香華可能無處可住，但就在茹志鵑女士宣稱王若望不在上海的當天，我就告訴她，我以後的行程，自己安排，上海作協本來指定一位年輕作家陪同到全國各地的，也請他們取消。」
此後，柏楊要單獨行動，人地生疏，不免碰釘，他寫道：「他們之中一位是復旦大學教授，安排二十三日在復旦舉行一個座談會，我高興能受到邀請，約定的時間是下午一時半，我在旅館等候，他們派人來接。可是時間已到，我衣帽整齊，正襟危坐，每一次門鈴聲我都認為定是來接我的，直到三時，還沒有消息，不但沒有人來，而且沒有一聲通知。」
主要是雙方缺乏溝通的途徑。柏楊事後也覺得拒絕上海作協的協助，是一個「魯莽的決定」。
我與柏楊夫婦及茹志鵑都是很好朋友。我一九八三年與茹志鵑及她的女兒王安憶一道參加應屆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活動完了之後，我在愛荷華大學進修英語，所以翌年即在一九八四年可以與參加應屆「愛荷華寫作計劃」的柏楊、張香華夫婦敘晤。柏楊是我神交已久的台灣作家，這次在美國中西部小城愛荷華意外邂逅，喜出望外，返港後一直保持緊密的聯繫。
我覺得柏楊與茹志鵑的矛盾，說破了只是大家對彼此處境及社會背景不了解所造成的。
後來柏楊一九八九年出版大陸行《家鄉》的回憶錄，還把茹志鵑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訪問記附在書末，俱可見他的磊落胸懷！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