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時今日，香港搞體育運動，比十多二十年前好得多。很多體育比賽和訓練都得到政府長開水喉。而近十年，這條水喉愈開愈猛，不單止水頭充足，而且開始有點浪費，用不得其所。當然，仍有很多人以為體育界仍不受重視，運動員付出仍未能得到應有的回報；而總會方面，始終是投訴政府的資助不夠，尤其是一些非奧運或亞運項目，往往得不到較多的資助。
對於是否善用政府的撥款。上個月底，審計署針對港協暨奧委會和足總的報告顯示這兩個本地體育的龍頭組織都未能善用政府資源，而且在管理上都出現很多問題。換言之，從政府得到的公帑並沒有達到衡工量值的妥善使用。那麼，這些管理問題由誰來問責？
其實，像這些港協暨奧委會和體育總會的管理架構和處事方式，多年來都為人詬病，但這些組織經常以民間組織的身份而往往把應負的責任推卸，因為那些掌握管理和運作權力的會長、主席、委員等都是義務工作者，而這個義務身份常常是推卸責任的藉口。但當要行使權力的時候，那些受薪和在前線工作的員工往往受制於這班往往不用問責的當權者，當問題出現，最終受害的是受薪的員工。例如被處罰、凍薪、甚至解僱，而那些義務委員最多拍拍屁股，大不了不再連任，沒有太大的損失。就以被審計署狠批的兩大體育龍頭為例，多年來劣評纍纍，就算今次有審計署出馬提供證據，那又如何。除非政府能加強對這些組織的監管，制訂使用資助公帑的衡工量值指標，並且建立明確的賞罰制度，包括對那班掌權的義務委員的問責要求等，否則，下輪的審計報告，類似問題又可能出現，甚至更加不堪。
■浸會大學體育及運動學系教授 鍾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