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近半年沒有踏足音樂廳了，七月底一個天朗氣清的晚上，卻有幸在上海夏季音樂節欣賞一場題為《遠方的貝多芬》的音樂會。
如果說疫情為我們日常生活帶來不便，正好讓我們深刻反思疫情前的生活習慣，例如任性的長短途旅遊和相關的資源浪費，那麼疫情讓世界各地停止上演交響作品，也正好讓我們深刻反思疫情前的賞樂習慣，
包括無大型樂團音樂會不歡、要欣賞的節目都是耳熟能詳的大型經典作品。《遠方的貝多芬》是一場室樂音樂會；本來可以坐1200人的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因社交距離政策限制，聽眾也只不過三四百人。音樂會只長八十分鐘、並無中場休息；曲目除了第四弦樂四重奏之外，都是「不見經傳」的作品： 兩首長笛與鋼琴變奏曲、一首愛爾蘭歌曲、以及二十五首蘇格蘭歌曲，作品編號108之其中六首。
飢渴已久，什麼作品都會是甘露。貝多芬的民歌改編，當然不是什麼深刻的作品；但現代聽眾只願聽名作曲家耳熟能詳的作品，態度是否有點不對？看達芬奇的中年作品，會讓我們更能欣賞蒙娜麗莎；聽貝多芬的小作，亦會讓我們能更全面認識二百五十年前誕生的、本來是今年大大小小音樂會所慶祝的主角貝多芬：貝多芬不只是一位如各種海報包裝為握拳吶喊的憤怒中年漢。況且曲目上的作品，旋律也夠輕鬆的了，正好為這沉重的一年注入一點生機。
改編的民歌，來自德國對岸的蘇格蘭和更遠的愛爾蘭。孟德爾頌遠遊蘇格蘭，譜下難忘的《芬格爾岩洞序曲》；貝多芬改編民歌，卻只是受委托糊口，而不是親到當地採集。怎麼也好，提醒了我們現在只坐一兩小時飛機便能到達的地方，在火車汽車輪船等仍未出現前，會引起大眾許多的想像。（我也想起多年前於愛丁堡買的凱爾特小提琴民族旋律集中，偶爾有着「德國風」的標題。）這場音樂會，當然也引來了我們對似近非近、似遠非遠的一個西方藝術文化的想像。而且是集體想像：音樂會的社群凝聚角色，「二戰」之後也許從未這般明顯過。作品既教人聽得津津有味，卻又毫不入耳：我的專注力投放在奇特的意境，音樂是什麼，早已走得遙遠了。
音樂會畢，主角的男中音沈洋發表了令在座幸運兒為之動容的一番話：「我們音樂家得以重登舞台並不容易，謹此向為我們國家貢獻良多的醫護人員致敬、亦感謝廣大樂迷的支持。我們現在加演最有名的蘇格蘭音樂作品、驪歌 Auld Lang Syne（一譯「友誼萬歲」；內地譯「友誼地久天長」）。唱到第三遍時，歡迎大家跟我一起唱。」一曲既終，全場歡呼；不放過樂師、要他們謝幕不止的場面，又立即教人想起德國柏林愛樂廳中每周的景況。
音樂會後我問沈洋，為何不用蘇格蘭口音演唱？他回答，不用標準英語口音唱的話，聲效恐怕會未如理想。好好的一次音樂聚會完結才不久，我的腦海竟又故態復萌、拋出學究問題了。在這個由資訊驅策的「發達現代文明」，我們還能少用腦、多用心去感受音樂嗎？ 文、圖：路德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