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國慶日在荃灣與警員衝突中被控暴動及襲警罪的曾志健，昨日缺席聆訊，有組織宣稱他已外逃。
近期接連有犯暴動罪等嚴重罪行的疑犯棄保潛逃，已嚴重傷害司法尊嚴，反映現行處理保釋過於寬鬆，必須深刻檢討相關制度，作出與時並進的改善；律政司亦應進一步加強把關，防範外逃事件不斷重演。
事件再次反映，司法改革刻不容緩，保障嫌犯權利須與維護法治公義取得平衡，相關部門應及時堵塞保釋「走犯」漏洞，不能讓罪犯逍遙法外，削弱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違法者必須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是法治社會的基本標誌。本港近期接連發生涉及嚴重罪行的被告棄保潛逃，令本港司法制度蒙羞。有統計指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後，至少有19名疑犯在保釋期間潛逃。社會各界批評法庭批出保釋，條件太寬鬆，嚴重低估有關人等的潛逃風險。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指出，法庭的做法猶如將個人權利置於社會利益之上。這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暴徒，讓他們如「英雄般」走回社會。
協助曾志健外逃的組織發聲明，稱曾志健認為「抗爭下的罪行和刑罰都不應被接受」，「認罪和坐監不應出現在選擇中，要找方法繼續奮鬥」；聲明又聲言，曾志健等人現時與一名美國公民同住，不擔心安全問題，「慶幸他們的個案受美國等多國關注。」逃犯及外部勢力明目張膽挑戰本港法治，態度囂張，也是在打臉本港法庭。
有學者比較歐美等國的做法，指出暴動罪是一項非常嚴重的暴力行為，被控此罪而能夠獲准保釋的情況十分罕見。本港《公安條例》(第245章)第19條規定，暴動罪的最高刑罰是十年監禁，在香港亦屬於嚴重罪行，本港的司法制度、法庭判案有參考歐美的慣例，在保釋問題上為何不沿用歐美的慣常做法？
保釋是對犯罪嫌疑人人身權利的保護，但必須要與司法公義取得平衡。《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條訂明，嫌犯享有獲准保釋的權利；但是條例第9G條亦同時訂明：法庭如有實質理由相信被告人有棄保潛逃、在保釋期間犯罪；或干擾證人或破壞或妨礙司法公正，可拒絕被告人保釋。法例將裁量是否保釋的權力賦予法官，同時也將相關的責任施加予法官，法官在行使批准保釋的權力時，是否應該更多考慮自己維護法治尊嚴的責任？
去年7．21元朗站襲擊事件，林卓廷等人被控暴動罪，案件日前提訊。主審法官指出，考慮保釋條款不能一成不變，要與時並進，現在有人潛逃離開香港後高調表示成功逃脫，海外人士高調指可提供協助，這些都是評估風險時不可忽視的潛逃誘因。加上現時很多地方已暫停與香港的引渡條例，要將相關人士引渡返港非常困難，因此法官命令林卓廷不可離港，需交出旅遊證件。棄保潛逃事件屢見不鮮，社會高度關注，法庭有必要收緊保釋申請。
嫌犯外逃是對本港法治公義的傷害，律政司應該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主動梳理涉及黑暴的案件，充分發揮把關作用，對一些存在重大潛逃風險的案件，必須積極據理力爭反對寬鬆保釋。另一方面，一再發生嫌犯棄保潛逃事件，目前法官在司法豁免權的保障下，毋須被問責。但有識之士指出，加強問責、提升管理效能，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司法機構也不能例外，必須通過問責改革堵塞制度漏洞，維護本港司法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