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野秋
城中近日再增新展，引來觀者如堵。這是一個服裝展，但不是尋常所見的服裝，在《錦衣王朝--穿越大明風華》的誘人主題下，展出的都是明朝的官服與民服，六百年的風塵絲毫沒有減弱這些服裝散發出來的華麗氣象。無論是萬曆皇帝的朝服，還是大臣官員的公服，抑或民間男女居家的常服，無不給人端莊周正的印象。那是一個大氣的時代。
當下是一個穿戴最雜亂的時代，雖然在時尚、奢侈的旗幟下，各類服裝層出不窮，奇裝異服也蔚為大觀，但是作為一個衣冠大國的文化符號卻無法從穿着上體現。今天的人什麼流行穿什麼，甚至逮着什麼穿什麼。歐風美雨乃至日版韓流，都輪流交替着在我們的生活舞台上登場。以至於單從衣着上，我們已經無法分辨出自己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而在六百年前的明朝，那還是一個衣冠齊整、性別清晰、層級分明的年頭。那時候，朱元璋剛剛推翻蒙元統治，急於恢復漢族的服裝傳統，於是朱皇帝提出了「上承周漢，下取唐宋」的原則，並親自主導了一場規模浩大的服飾系統工程。
經過明初改造之後的漢服，融合了周漢唐宋的風格，雍容華貴卻又方便實用。在展覽現場，主辦方獨出心裁地讓參觀者穿上明朝錦衣，難得體驗一回做明朝人。本來看到那麼寬大厚重的衣服，都會心生只可遠觀不可親罩的怯意，然而一旦穿上身，卻頓然覺得衣人一體，來去自如，絕無羈絆之感。由此想到明朝服裝影響了韓國數百年，至今他們的民族服裝正是源於明服。他人尚且未有棄之，我們自己卻早已拋之萬里，真是不勝唏噓。
曾經讀過沈從文先生的《中國服飾史》，翻閱歷代服裝，發現一以貫之的傳統，就是無論如何改革與改良，無論經歷哪個皇帝，中國服裝最頑強的形式是長袍、長衫，無論男女，都是如此。雖然不同時代都有上衣下裳的兩件套，但大都是在家時的穿着，一旦出門，還是要披上那件貌似不便實則方便的長衣，如果只穿着那兩件上衣下裳，大約只能算是「衣冠不整」吧。
從明服中，一眼可看出人的層級。就官服而言，皇帝自然着龍袍，一品王公大臣只能着蟒袍，二品王族和錦衣衛只能着飛魚服。雖然那龍、蟒、飛魚外形上極其相似，腦袋基本都是龍形，但區別卻也昭彰。龍袍與蟒袍的區別只在爪上，龍袍上的龍有五趾，蟒袍上的蟒只有四趾；而飛魚與龍、蟒的區別在頭尾上，飛魚頭上長着兩隻角，尾上長着類似金魚的尾巴。至於文武百官的區分就更好認了，文官一律是飛禽，如仙鶴、錦雞、孔雀；武官一律是走獸，如麒麟、獅子、虎豹。
其實我更喜歡明朝的民服，色彩大都為清淡的，男性以黑白灰為主，女性以粉綠白為主，少了官府的紅黃紫的沉重，多了亮麗明艷的灑脫。男人除了衣還有冠，如四方巾，寓意四方平安。穿戴上這樣的衣冠，儒雅之氣自然流溢，哪像今日拋頭露面的粗鄙。上街瞅一眼行走中的男女老少，女士一律袒胸露乳盡可能多地暴露着，式樣雖千奇百怪，但歸結為一個字「洋」，不是西洋就是東洋。偶爾見幾個穿旗袍的，也大都是酒店的知客。
男人們更糟糕，不是西裝，就是夾克。剩下的也基本是運動裝，貌似很休閒，實際很匆忙。粗粗望去，以為中國人都是運動健將。中小學校服就更不能看了，製作低劣的運動服乾脆讓人分不出性別。
記得辛亥百年的時候，南方有雜誌做了一期「民國範兒」的專題，未讀文字，就先被民國文人的氣度吸引，除了他們肚子裏看不出來的學問，以及由學問而透出的那份清高之氣，真正詮釋「範兒」的符號是長衫。那每一襲飄盪的長衫下，都包裹着一副雍容沉澱的風骨。所以在我看來，所謂「民國範兒」首先就是「長衫範兒」。 而看見這些穿長衫的男子，我就無端想到宣德年間的青花瓷，儒雅而易碎。所以很難想像兩個穿着長衫的人操傢伙過招，動手還是短打為好。一脈藏青，一匹灰白，低調內斂中難掩風流。
魯迅除了在日本留學穿過幾天洋裝，回國後，長衫伴隨終身。新派的胡適，也基本上出國西服，回國長衫，重大演講必着長袍馬褂。即使是喝盡洋墨水的徐志摩，在陪泰戈爾遊歷中國時，也和陸小曼長衫旗袍地相跟着。其他如蔡元培、陳寅恪、吳宓等學界泰斗，西裝幾乎是小菜，主菜依然長衫。至於王國維、梁漱溟這樣的國學大師，則更是長袍加身，不沾西式裁剪。更有意思的是，魯迅的學生中，即使像柔石、殷夫這些年輕而激進的「左聯」作家，出入居住於租界，卻也長衫來去，不見抵牾。
我們常說「文人氣」，沒人搞得清那個氣從何來，但有一點似可追索，他們的文章學問中，無不透出從長衫的立領、斜襟、盤扣中散發的雅致，在迎風而立的時候，我們才能找到「玉樹臨風」的出處。
魯迅不但愛穿長衫，而且善寫長衫，他筆下的孔乙己，是在咸亨酒店「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雖然孔老夫子的長衫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卻一下子與「短衣幫」拉開了距離。即使在當時的世俗看來，長衫也是身份和面子的象徵。所以孔乙己用多出的五文錢買的黃酒和茴香豆，也便為人矚目。落魄文人尚且如此，可見那時斯文還沒有掃地。好不容易從明朝的服飾長廊裏穿越回來，思緒還留在那個時代，在那個錦衣玉帶的重重包裹中，雅致與趣味讓人迷戀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