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年前的修例風波中，攬炒黑暴非法集結、騷亂暴動，犯下纍纍罪行。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生效實施後，攬炒黑暴陸續受到法庭的審判，法庭成為正邪較量的另一個戰場。然而，有被告百般抵賴、狡辯避責、歪曲法例，延續「違法達義」歪論，以致部分被告被「放生」，甚至出現了法官國安意識不足的現象，令法治再次被陰霾籠罩。律政司為了捍衛法治、依法提出上訴，去年16宗涉修例風波案的覆核，律政司在15宗已審結的案中全數上訴得直。終院和上訴法庭的判詞，釐清了重要法律觀點和判刑準則，明言「法庭須以維護公共秩序為大前提」，並要落實「黃之鋒案」的判刑原則。香港文匯報梳理歸納了五個方面較為重要的判刑原則，當中包括對國安法保釋條文的標誌性裁決，這些原則令錯誤的判決得以糾正，公義得以彰顯，黑暴將難逃罪責。●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原則1.國安法地位】明確國安法憲制地位 設更嚴保釋門檻
近一年來，逾50名「獨人」和攬炒政棍被起訴和還柙，但他們卻屢屢入稟法庭挑戰香港國安法的保釋條款。其中，「禍港黑手」黎智英被控「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對於他的保釋申請，高院法官李運騰一度錯解國安法條文，批准黎智英保釋；律政司向特區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終院5名法官在今年2月9日一致裁定律政司得直。
終審法院在判詞中，就兩大法律爭議，包括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與《刑事訴訟條例》、人權法和基本法有關的議題，以及如何詮釋國安法中不准保釋的規定，作出了明確的閘述。終院認為，香港國安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於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去年5月28日作出的決定而制定，並被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在港實施，所以，本地法院沒有權力去覆核和裁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香港國安法任何條文違憲或無效、或與基本法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條文不符。
終院指出，國安法第四十二條特別為國安案件設下全新和更嚴格保釋門檻，當引用國安法第四十二條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案件的保釋申請時，法官必須先決定有沒有「充足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或被控人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當中「充足理由」，是法庭評估與判斷的事宜，不涉及控辯雙方舉證；而「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是指「任何根據其性質可構成違反國安法或香港法例中維護國家安全的罪行的行為」。法官考慮過所有相關資料，認為沒有充足理由相信被控人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自當拒絕其保釋申請。
【原則2.「共犯」適用性】
「共同犯罪」適用非法集結暴動 防預謀挑戰公共秩序
在非法集結和暴動案中，部分暴徒逃離現場、遙控指揮、通風報信、武器供應者、協助逃跑者，以為不在現場就可逃避法網。在法庭的訴訟較量中，被告為脫罪以此抵賴狡辯，有個別法官也持此類似觀點「放生」被告。區域法院法官郭啟安去年裁定在「非法集結」與「暴動」罪中，「共同犯罪計劃」的檢控基礎不適用於並非身在案發現場者。律政司認為非法集結及暴動具有高流動性，涉及無數不同角色的參加者，原審法官非必要地削減部分被告的罪行，包括在距離案發現場一段距離外被捕的被告，相關法律觀點對大量公眾秩序案件帶來廣泛潛在影響，要求上訴庭裁定。
上訴庭今年3月25日頒布判詞，裁定「共同犯罪計劃」原則適用於「非法集結」與「暴動」罪。判詞指出，非法集結及暴動具有高流動性，有複雜精密的分工安排，參與者能擔任各式各樣的角色，例如主腦負責遙距監視場面及發出指令，有人負責提供資金及物資，有人負責透過社交媒體或致電方式宣傳非法集結及暴動，有後援者在案發現場附近收集磚頭及汽油彈等各種武器，有人從旁監視並告知示威者警方部署，有人提供車輛接送讓示威者逃離現場，他們屬於與主犯齊心協力，故與主犯一樣有同樣的罪責。
上訴庭認為，一旦「共同犯罪計劃」原則不適用於「非法集結」與「暴動」罪，會對香港的公共秩序帶來災難性後果，共同犯罪者便被豁免刑責，會令法律出現重大漏洞。法律把罪犯分成主犯及幫兇，只是為了分辨他們在案中的角色及參與程度，絕不代表幫兇比主犯有較輕罪責。因此，如主犯被裁定「非法集結」或「暴動」罪成，協助或鼓動主犯犯罪的幫兇，亦會被裁定同罪罪成。
【原則3.年輕非借口】「年少無知」不包輕判 遏止後生跟風犯案
修例風波期間，攬炒派用「違法達義」的歪理，煽動大批青少年學生加入黑暴行列，參與暴動等嚴重罪行。 然而在面對法律的制裁時，無論是被告還是辯方的辯詞中，往往充斥着「年輕」、「思想不成熟」、「受人唆使」、「受社會氣氛影響」等託詞，企求法庭輕判。而個別裁判官也只看到被告的「年輕」，卻忽略案件的嚴重性，口稱「案情嚴重須重判」，實質輕判了事。最誇張的是，有暴動罪「小被告」竟被判兒童保護令，令相關罪行阻嚇性刑罰名存實亡，向社會釋放「年輕無罪、犯法有理」的錯誤訊息，導致更多年輕人犯罪肆無忌憚。
對於年輕犯罪者的判刑應該如何呢？去年9月，律政司就一宗15歲少年（化名SWS）擲汽油彈案的刑罰向高等法院上訴庭申請覆核獲批，上訴庭在訴SWS案的判案書中說得很清楚：「若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因嚴重的罪行或犯罪情況而需要判處犯案者嚴厲或具阻嚇力的判刑，其年輕或個人背景的比重將會極其有限，甚至是微不足道......原因是嚴懲或阻嚇的需要遠超過犯案者更生的需要。」
上訴庭在改判另一宗縱火案15歲男童入勞教中心時強調：「刑罰過輕會對社會發出錯誤訊息，裁判官輕判部分年輕被告，判處不合適的刑期，表面上是對被告有利，但刑期覆核成功後，被告要面臨較重的刑罰，不但令被告失望，亦會打亂其更生計劃。」上訴庭重申，法庭應對被告人處以相稱的刑罰，否則只會適得其反，而個別裁判官判刑時忽略終院對「黃之鋒案」所釐清的原則，是「口惠而實不至」。
【原則4.強要煽惑加罰】「和理非」掩飾暴力 釀惡果罪加一等
攬炒政棍披着「和理非」外衣煽動非法遊行集結，觸發連串黑暴罪行，一旦面臨法律制裁便千方百計推卸責任。法庭的判決揭示了「政棍出口、黑暴出手」的關連本質，指明煽惑者不但對暴力有責，還是明知故犯，火上加油更是罪加一等。黎智英、李卓人及何俊仁等10名政棍2019年10月1日因組織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被判囚，就是顯著案例。
區域法院法官胡雅文在此案判刑時指出，判刑參考黃之鋒包圍警總案例的判詞，認為將暴力及非暴力情況刻意分開，並不合理，因為2019年香港經歷社會動盪，非暴力公眾活動，都有可能演變成衝突，有關判刑原則同樣適用黎智英等10人的未經批准集結案，判刑必須具阻嚇性。
判詞指出，案發前遊行頻繁地演變為暴力活動，被告必然明白當日舉行遊行的潛在風險，也是有預謀犯案。雖然有被告曾公開聲言現時的法律剝奪人權，但不斷重複的宣稱不會使宣言成為事實，亦不會被視為減刑因素。而當天遊行路線的範圍的確發生堵路、刑事毀壞及縱火等暴力事件，公眾秩序受到嚴重影響，被告在香港如此脆弱之時，刻意違法挑戰公眾秩序，是重要的加刑因素之一。
【原則5.起哄犯案須懲】個人罪責群暴背景 相互激化不能分割
在過去一年的黑暴案庭審中，經常出現被告辯解自己「非領導角色」「一時衝動」、「被動參與」。對此，上訴庭提出了在非法集結案中的「壯膽效應」，即如在場的人受到鼓動甚至基於「壯膽效應」而一同作案，因情緒激動起哄而干犯其他罪行，會加重罪行的嚴重性。
上訴庭在覆核一宗非法集結被告被輕判個案時指出，原審裁判官只考慮被告本人的行為，而未有理會現場其他示威者的暴力和破壞社會安寧行為，完全無視參與者本已激昂的情緒隨時可被進一步挑動、從而導致人命傷亡及財物被破壞等後果，屬於原則上犯錯。上訴庭還指，有案件中的被告，其行徑是火上加油和為其他人壯膽，鼓動及強化其他示威者的暴力行徑，更造成漣漪效應，激發他人犯案。在判刑時除了要對犯案者施予合適的懲罰，還要防止犯案者重犯，亦需阻嚇其他人有樣學樣破壞或擾亂公共秩序。
上訴庭在另一宗案件判詞中亦指：「儘管沒有犯案者打人、擲物，和衝擊防線，但假若為數眾多的人，於特殊的日子，在擠迫狹窄或有其他環境風險的地方，就具爭議性的議題，用激烈和富挑釁性的方式宣示立場，並在警方多次警告下仍然拒絕離去，難道就不算情節嚴重？一定毋須處以較具懲罰和阻嚇性的刑罰？當然不是！這也不可能是黃之鋒案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