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0-16] 自由與義務應平衡

秉　書

　有人說，遊行要事先知會警方，不是等於沒有遊行自由了麼？如果這個問題能成立，也可以問：老百姓開一間小食店也要事先領牌照，這不是等於沒有營業自由了麼？又有人問，為什麼抓一些人，又不抓另一些人？同理，我們旅行回港，過海關時也可以問，為什麼搜我的行李不搜他或她的行李？「反對歧視」！其實這問題很易回答。查誰的行李，不查誰的行李，是海關人員的權力，別人不能過問。他們或則根據線報，或則覺得此人形跡可疑，或則根本就是隨機抽查。此中並無歧視的問題，叫你去當海關人員你也會這樣幹的。

　學生不能（也不應）成為可以不守法的特權階層。群眾最愛衝動，最易受激情所左右，容易排斥慎重理智的考慮。在社會矛盾到了極點，對抗性發展到最高度的時候，群眾運動是不可避免的。有時是必要的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即使在這種時候，群眾運動既可能做出好事，也可能做出壞事。法國革命時，群眾衝擊巴士底監獄是對的。但到處焚燒Chateau(王侯府第）、胡亂殺人則只是洩憤，對國家社會並無好處。革命法庭全由激進分子組成的，一面喝啤酒一面審案，幾分鐘就可以判一個人上斷頭台，以至冤死者多如牛毛。這就是錯誤的。中世紀後期，歐洲宗教勢力大至無邊，教士主宰一切。如果有人說一兩句「不敬」的話，就要燒死。燒人時群眾在周圍歡呼鼓掌。現在看來是群眾性的神經病，在當時卻認為是群眾性的審判。

　文革時期，在承平年代大搞群眾運動，結果如何有目共睹。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很可能是背後有人在指揮的，這不是「陰謀論」，這是經驗之談。指揮者當然會說自己動機十足純正。是否真的，也就要看具體情況了。

　現在香港社會矛盾確是有的，但也沒有到對抗性的階段。似乎不宜用群眾運動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遊行作為表達意見的手段是可以的。但要經過法律規定的手續。如果不顧規定，任何人都可以登高一呼，召集幾十或幾百人，到處大呼煽動性口號，則恐非社會之福。也不一定是學生之福。須知你要求不受限制的遊行自由，別人也可以有不受限制遊行的自由。到時局面一亂，恐怕學生遊行的自由會受到更大的損害。希望學生們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