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0-20] 是文學評獎還是政治行為？

李蔚祥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由法籍華人作家高行健獲得，這個結果，從文學評獎的角度上看，是十分荒謬的，因為用中文進行創作的作家，其藝術水平遠高於高行健的，可說不計其數，但為何是高行健得獎？這當然無法用文學理由來解釋，只能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於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

　諾貝爾文學獎產生的一百年間，中國出現了釵h享譽世界的優秀文學作品和文學巨匠。但諾貝爾文學獎在高行健之前，卻從來沒有評給任何一位中國作家或用中文進行創作的華人作家。不但如此，歷來九十七位得獎者，若高行健的創作亦可歸為亞洲範圍的話，亞洲僅有四人獲獎（印度泰戈爾，日本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以及高行健），而歐美作家獲獎者達七十一人，如果按某種說法指高行健為「用中文寫作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十二位法國人」，那麼亞洲作家歷來獲獎者只有三人。

　上述數字，反映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歐洲中心」的偏頗，也反映了評審者在文化觀、價值觀、審美水平乃至意識形態方面的局限。這種偏頗和局限，在對待中國作家方面尤其明顯。前屆獲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獲獎後就強調，他認為亞洲最偉大的作家是魯迅。其實，除了魯迅之外，中國在過去一百年間湧現的優秀作家多不勝數。過去一百年，中國社會經歷了深刻的蛻變，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通過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五四」的狂飆，又揭開了中國人民波瀾壯闊的反帝愛國運動的序幕，而「五四」推動的新文化運動，更使中國新文學創作如火山噴發，精彩紛呈，「五四」以降，中國人民經歷了大革命時代、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建立新中國和改革開放時代，而百年中國文學，便以各種扣人心弦的藝術風格和手法，深刻地反映了大時代變化和發展中中國人的生活、感情和追求。可以說，廿世紀的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廿世紀世界文學若缺了中國文學，便是殘缺的，是沒有充分的民族代表性的。但諾貝爾文學獎在百年之間，竟然到最後才評給一位藝術上極其平庸的「法籍華人作家」，這顯然不是從文學角度評獎，而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這不僅使諾貝爾文學獎失去了權威性，而且是評審者自己把諾貝爾文學獎的欺騙性泡沫戳破了。

　諾貝爾文學獎的欺騙性泡沫，由來非一朝。過去有人還說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標準「不問政治」，「只看文學價值」，例如，川端康成在作為日本侵華隨軍記者期間，狂熱美化和鼓吹侵略戰爭，戰爭結束後又頑固堅持軍國主義立場，但仍得諾獎青睞。其他如曾為納粹分子，或曾有道德缺失的一些作家，亦都榜上有名。上述現象，當然造成了諾貝爾文學獎似乎「沒有政治目的」、只是講究文學價值的印象。但是，此次評獎給高行健，因高行健作品的「文學價值」如何，中國讀者的判斷是最客觀、最中肯和最權威的，而瑞典皇家學院的評委中，只有一名馬悅然教授通曉中文，所以，是評審者的判斷準確，還是中國的廣大讀者和作家的判斷準確，是一目了然的。

　瑞典皇家學院的頌詞稱高行健是「一名舉世公認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和語言天才的作家，為中國文學和戲劇打開了新道路」云云，這種頌詞完全是天馬行空，沒有一點實事求是的精神。所謂「舉世公認」云云，高行健的作品在內地和台港澳，很少有人知道遑論「公認」，在其他國家則亦不為「公認」。所謂「深刻洞察力」、「語言天才」、為中國文學「打開新道路」，亦與事實不符。高行健的作品，嚴重缺乏獨創性，曾被內地文學評論界指為「偽現代派文學」之一。例如他的代表作之一《車站》，就是對西方一齣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的粗陋模仿。《等待戈多》的劇情是幾個人在戲台上等待一個名叫「戈多」的人，但等到劇終「戈多」仍未出現；而高的《車站》，劇情則是一些乘客在等待列車，但到劇終列車還未來。高行健其他一些作品，包括《靈山》、《一個人的聖經》，仍簡璊ㄓF對西方所謂「現代派文學」如意識流小說之類的粗淺模仿。所以內地有評論家指高的作品是「偽現代派文學」，即是指他的作品並非在藝術上、思想上植根於中國，而是從西方模仿或者販賣來的貨色。可見，把高的作品吹捧為「具有深刻洞察力」、「打開新道路」，這些在文學上毫無根據的溢美之辭，根本就站不住腳。

　既然高的獲獎在「文學價值」方面根本站不住腳，那可明顯看出，諾貝爾文學獎已經淪為政治工具，這不僅使它自貶身價，而且自我戳破了它的欺騙性泡沫。這是相當具諷刺意味的。過去，中國作家和華人作家一直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這使諾貝爾文學獎平添了「高不可攀」的神秘感和權威感，此次若是巴金、王蒙、莫言等作家獲獎，諾獎的這種權威性仍可維持，但評審者竟然青睞於一位藝術上平庸的「法籍華人作家」，這終於使人恍然大悟：「諾貝爾文學獎原來就是這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