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0-24] 諾貝爾文學獎已淪為政治工具

梁華

　法籍華人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海內外引起激烈反響，眾說紛紜，評價不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日前在北京回答記者有關提問時明確表示，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於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然而，本港一些報章、電台發表的言論以及迫使特區政府就「邀請」高行健訪港問題表態，都使人看到一些人士正在千方百計利用這一事件挑起政治爭拗。

　文學是超越國界的，作家可以是世界性的；但是文學首先必須是民族的，作家也必然有自己的祖國。優秀的文學作品、出色的作家，必然是植根於本土文化、植根於本國人民的感情之中。高行健雖是華裔，但他早已加入法國國籍，他的作品風格更多地源於西方而非中國，無論從藝術到思想更多地是對西方的模仿，不但缺乏獨創性，還被一些文學評論稱為「荒誕派」，故他的作品更多得到西方的認同而非華人世界。如果一個作家在中國、在華人世界並無廣大讀者，也無影響，且又背離了他的祖國，那他的獲獎又怎麼可能代表中國，又怎麼可能贏得華人世界的認同呢？

　中國當代文學及中國作家的成就和魅力，無可爭辯。中國歷來的優秀作家、作品，無不是受到廣大人民的歡迎而膾炙人口、歷久流傳的。也就是說，一位優秀作家及其作品所體現、反映的價值，是否成央B是否偉大，只能由本國人民、讀者，由本國的歷史文化所決定，而不是由其他因素所決定的。正如中國著名作家巴金曾經說過的，「寫作首先是為自己的讀者，為中國人民服務，而中國人需要的不一定是瑞典人喜歡的。」

　瑞典皇家學院稱高行健是「一名舉世公認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和語言天才的作家，為中國文學和戲劇打開了新道路」云云，這種頌詞完全是天馬行空，沒有一點實事求是的精神。高行健被評審者認為有才華，但他的「文學成就」在中國本土都未被「公認」，又何來所謂「舉世公認」？所以，似乎一時還難作定論。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中國大陸和華人世界對高行健及其作品所知極少，他的作品《靈山》被宣布獲諾貝爾獎時，中文版還沒有印行，外文版也鮮有讀者，而讀過此書的人稱《靈山》係意識流小說，甚為難讀。所以，判斷高行健作品的「文學價值」如何，中國作家、讀者的判斷應是最客觀、最中肯和最權威的。

　諾貝爾獎評選，在自然科學領域總體上是客觀公允的，因為自然科學成果在當時的絕對科學價值無可爭議，科學的標準在全球範圍都是一致的，但也不能說從無微詞，而在社會科學方面卻飽受非議。對於將近一百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更是備受異議。受一些評委的偏好和視野所限，文學獎曾冷落、遺忘了釵h世界級的大作家，如托爾斯泰、高爾基和魯迅、巴金、沈從文、老舍、茅盾、冰心等。冷戰時期，諾貝爾文學獎還被用作東西方意識形態爭奪的工具。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代中國，都湧現出釵h享譽世界的優秀文學作品和文學巨匠。然而就在這世紀交替之際，諾貝爾文學獎竟被授於高行健這麼一個人，真可謂對中國、對世界都開了一個大玩笑。這件事所顯示的，不僅僅是評委會對中國文學現狀的無知和他們藝術理念的淺薄，以及把西方的價值觀和藝術觀強加給中國人民，更重要的是表明了，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們已經把諾貝爾文學獎當成他們呼應西方政治謀略的一種政治手段，通過評獎旨在引導人們去注意某些政治現象。毋庸置疑，諾貝爾文學獎已經淪為政治工具，這不僅使它自貶身價，而且自我戳破了它的欺騙性泡沫，從而進一步葬送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公正性和權威性。

　本港一些傳媒及人士，在為高行健的獲獎大吹大捧、歡呼雀躍的同時，對中國作協發言人最近指出中國眾多優秀作家和文學作品長期被忽視，以及指出諾貝爾評審委員會此次頒獎顯然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的有關談話極為不滿，並惡言相向。他們說什麼中國文學界表現得「既酸且苦」，「捶胸頓足」；說什麼高行健獲獎是「中國人之光」，否定高行健是「中國人的悲涼」，等等。事實上，諾貝爾文學獎在百年之間，竟然到最後才評給一位藝術上平庸的「法籍華人作家」，這才真正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悲涼。

　作家的職責不就是寫好作品嗎？反映作家水平最好的東西就是他的作品以及受讀者的歡迎，而不是別的，確實不必將諾貝爾文學獎看得很重，更沒有必要視作光宗耀祖的「殊恩」。中國文學家需要更多地思考的，是養育他的土地和反哺於養育他的人民，毋須去看洋人的眼色和投合洋人的胃口。中國文學家應該有充分的自信和自尊，這才是中國文學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