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1-18] 傳媒應接受公正的批評
郭 應
近期，多位社會人士及政府高官對本港某些傳媒提出誠懇的批評意見，值得本港傳媒深思和接納。
但某報「蘋論」卻反過來指是社會人士和政府官員迴避問題而諉過於傳媒，並聲稱：「我們希望特區政府高層以至一些有權勢的人士明白，諉過於傳媒是容易不過的事，但諉過於人不等於解決了問題，反而會讓問題累積及惡化。只有正面面對問題，承認問題存在，才有可能找出問題的癥結然後加以解決。」是社會人士和政府沒有正面面對問題，還是某些傳媒沒有正面面對問題而極盡煽情和歪曲之能事？只要舉幾個例子，就不難找到正確答案。
例子之一，是關於公屋短樁事件的報道。某些傳媒把決心追究短樁事件和改革公屋建造體制的房委會主席王𣊊鳴與房屋署署長苗學禮當作被告，使真正的責任者或罪犯逃脫輿論的監督與批評，這種是非顛倒的報道手法，是正面面對短樁問題還是迴避問題？其實說穿了，是某些傳媒為了對倒董逆流推波助瀾，不惜把真正推動公屋改革的人當作替罪羊，這當然嚴重打擊了公務員士氣。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表示，正面報道有助提高公務員士氣，指的就是傳媒應正面面對問題，進行客觀真實的報道，而非歪曲事實、顛倒是非，這樣打擊的是盡忠職守、積極改革的公務員和公職人員，鼓勵的是公務員中的「蛇王」和不負責任、得過且過者。
例子之二，某些傳媒在「鍾庭耀事件」中，將一件別有用心的政治事件與「學術自由」混為一談，甚至不惜損害港大百年校譽，而去吹捧一個不惜誣告和背叛恩師與上司的小人，這種報道手法，不僅褻瀆了真正的學術自由，而且褻瀆了人類的良知與正義。城大校長張信剛對某些傳媒的這種偏頗提出批評，是十分中肯的。
例子之三，在公安法的爭論中，某些傳媒迴避絕大多數西方民主城市皆有規管集會遊行的法例，而且絕大多數都比香港公安法嚴格得多之事實，而一味對公安法冠以「惡法」的罪名，這亦暴露了香港某些傳媒不敢正面面對問題，以及以主觀評論代替客觀報道之流弊。事實上，香港沒有「惡法」而只有惡人，只有唯恐天下不亂的那一小撮「職業示威者」和反中亂港勢力，才會感到公安法是「惡法」，而希望能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廣大市民，則一致認為公安法是善法。但某些傳媒，在公安法的爭論中卻一邊倒偏袒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亂的人，這難道是客觀公正的報道麼？
例子之四，是不久前彭定康來港，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指手劃腳，某些傳媒不但不提出批評，反而進行吹捧式的報道。但是，對於聯絡辦副主任王鳳超有關香港傳媒不應鼓吹「台獨」的正確言論，卻妄加攻擊。這當中暴露出某些傳媒的雙重標準，即對真正干預香港事務的外國勢力畢恭畢敬，而對真正維護基本法的正確言論，卻羅織罪名，指為干預。這暴露了某些傳媒的殖民奴化心態。
例子之五，是有傳媒公然以金錢收買方式，炮製「獨家嫖妓新聞」，這種罔顧新聞操守與社會道德的做法，受到了社會各界猛烈抨擊，該報老板不得不刊登頭版「道歉啟事」。道歉之後，這家報紙對於強姦非禮新聞繪聲繪影、加油加醋報道，甚至刊出受害人之照片，踐踏人權，受到公眾猛烈批評。按該報「蘋論」之荒謬邏輯，難道社會各界對該報的猛烈抨擊，亦是諉過於傳媒嗎？
從以上所舉五例，說明本港某些傳媒確實存在忽視社會責任感和新聞操守，報道趨於煽、色、腥甚至唯恐天下不亂等癥結。近期多位社會人士和高官對此提出批評，亦是希望某些傳媒正面面對問題，找出問題癥結然後加以解決，以提高本港傳媒的操守與質素，真正發揮「社會公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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