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9-27] 副刊釆風．百家廊：娜塔莉•薩蘿特（中）
白樺
「您？……」
「書中沒有我，我從不用我，也沒有故事，在嚴格的意義上，也可以說我寫的不是小說……我的書印數不多，開始的時候是三千冊、五千冊，後來就多些了，可以印到四萬，一出版就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當然，這些國家的出版商靠我的作品發不了財！」她笑了，像個沾沾自喜的小女孩。我立即想到今天的歐洲，經濟在衰退，這次來巴黎，看到的乞丐比一九八八年多，據說有些是東歐難民，但法國的失業人口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可是，相對來說，歐洲沒有東方的浮躁，文化藝術活動已經不受什麼經濟大潮、政治大潮的衝擊了，它們在靜靜地發展著，受到人們本能的維護。他們的精神渴求已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了。她走進帷幔，很快拿出譯成中文的《童年》和那篇著名的論文《懷疑的年代》，而沒有把其他文字的譯本取出來，她只讓這本小書在我手中停留了三分鐘就又討了回去，收藏起來。看來她很珍視這本唯一的譯成中文的作品。我問她：
「從您對中國的一些了解，說明您對我們時代的迫切問題是很關心的。」
「當然，很關心。但這種關心和寫作是兩回事，寫作屬於我很個人的個人生活。我可以舉個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我在鄉下，對法西斯德國佔領軍的獸行憤怒得無以復加，我痛苦、憂慮、痛恨，但我當時正在寫作的書和時事、戰爭、抵抗運動毫無關係，我正在寫那本《一個人的素描》。」
她的這段話著實使我詫異，我瞪大眼睛看著這個娓娓道來的老人，她絲毫也感覺不到我會受到如此強烈的震動。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學的「主流」，幾乎全都是具有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品。作家們都以自己和民族的痛苦、希望作為文學中的痛苦與希望。中國讀者所最熱衷和肯定的作品也是這樣的作品。魯迅、老舍、巴金……。歷史上當然會埋沒許多與時事、與志、與道相間離的作品。特別是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民族危機深重以後，更為苛刻。在我思索著的這一刻，這位法國文學大師正泰然自若地審視著某一個空間，她已經審視了近一個世紀了。為了維護獨特的文學個性，她堅強而專一！世界上一切紅白喜事，無論多麼熱鬧，全都是過眼煙雲，她總是寂寞地寫作，寫作……我坦白地告訴她，中國作家長期以來為現行政治服務。
「可以理解，前蘇聯的作家也是一樣。」
「我們受蘇聯文學影響很深，最壞的東西我們都接受下來了，而且沿著他們的覆轍比他們走得更遠。甚至也偏離了我們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傳統。」
「放心，你們民族的優秀文化還會出現，淹沒過一切的水會消退下去的，但需要時間。俄羅斯也需要時間，俄國曾經有過非常優秀的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我說的是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契訶夫的話劇太好了，如果我沒讀過契訶夫的話劇，我就不會去寫話劇。當代俄國作家艾特瑪托夫來看過我，他就坐在你現在坐的位置上……。」她把小餅乾遞到我手裏。
「謝謝您！我也喜歡契訶夫，他的魅力只能意會，不能言傳。他的悲哀和希望看起來都是淡淡的，但他的悲哀、他的希望對我心靈的撞擊都是沉重的，無比沉重。他還有一種從山頂上散落下來的月光那種高貴，使你不得不為他的高貴去負荷那沉重。」此時，有一句契訶夫在《海鷗》裏的台詞就在我的唇邊，我羞於說出來，但我真想把這句話說給薩蘿特聽，那就是：「拋棄愛你的念頭，那是超出我的能力以外的。」我想她會很喜歡這句話，也會很喜歡我把它說出來，但我沒有說。她半自語地說：
「聽說普魯斯特在中國有了譯本？」
「有，是好幾個人譯的……您對米蘭•昆德拉現象怎麼看？」
「他用母語寫作的作品更好些。」她的回答如此簡單。
埃菲爾鐵塔上的燈火是什麼時候閃亮的呢？巴黎在暮色中開始了輝煌的良宵。我起立向她告辭。她說：
「你應該再來看我，我喜歡看到你，你不是從另一個星球上來的吧！來，一定再來。」
「我會再來看您，我應該怎麼稱呼您呢？」
「就叫我媽媽吧，好嗎？」
「好，媽媽！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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