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0-16] 東邊日出西邊雨
黃枝連博士
「蜀江春水拍山流，聞郎岸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情）卻有晴（情）。」這是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的一首竹枝詞，用其來形容香港經濟中的「中國因素」和「美國因素」，是絕妙不過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根據《香港基本法》，在十月十日那天，宣讀了他任內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這份政治文件的一個特點，可以說是充滿了「危機感」：
——它指出了香港面臨的危險：先是香港目前正處於「困難時期」；而後有美國遭受「九•一一」事件襲擊及其對阿富汗的軍事打擊，使香港經濟雪上加霜；
——可是香港也有機會完成其經濟轉型的活動；因為，「祖國大陸經濟增長的動力……今後二十年的強勁增長，當可以使香港獲益」。
夾在「陽光普照的中國」和
「陰雨綿綿的美國」之間的香港
無可否認，歷史上，美國市場——美國經濟是香港的經濟發展及繁榮昌盛的一個重要因素；可是，自一九八○年代以來，中國市場——中國經濟正在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否可以成功地轉型及取得可持續性發展的一個日益重要的因素。
也許，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代，是從「美國因素」過渡到「中國因素」的一個重要的關頭。
這就難怪，在《二○○一年施政報告》中，關於這兩個境外因素的處理，出現了某種程度和形式上的自我矛盾：一方面，它明白地指出：「香港背靠祖國大陸，連接世界各地，其他地方都羨慕我們這個獨有的優勢。如今全球經濟普遍放緩，而中國經濟則一枝獨秀地持續成長，既為我們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也催促香港加快進步」（＃16）；可是，另一方面，它卻再三警告市民：香港經濟的繁榮景象，表面繁華背後是隱藏著「隱憂」（＃151）。除了全球經濟急速放緩，為香港帶來「多年未遇過的困難」之外，美國經濟的衰退，特別是它受到恐怖分子襲擊，「使形勢變得嚴峻」（＃153）；因此，香港人難免要「面對著不可避免的艱難歲月」（＃154）。
人們感到興趣的是，既然中國經濟增長強勁，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又具備「獨有的優勢」和「優越條件」；那麼，它為什麼還是擺脫不了經濟不景的厄運，困難時期也可能是「來日方長」呢？為什麼「中國陽光」不可能使香港避免「美國風雨」的影響？更有甚者，對於香港經濟轉型，新生代產業體系的建設，「中國因素——內地因素」和「西方因素——美國因素」到底會發生什麼不同的作用？「再造一個香港」過程中，哪一組將是主要的制約性或促進性的因素呢？
出入於「東方」和「西方」之間將是香港經濟重建的出處
董建華這份《施政報告》對於香港在東方和西方，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定位問題，其實也是用盡心機的：「就是背靠內地，面向全球，作為我國一個主要城市和亞洲的國際都會，提供高增值的服務。香港前進的方向，就是在原有基礎上鞏固自己的強項，同時應用新知識、新技術，推動新的增長」（＃22）。
不過，從這裏出發，對於香港和內地、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等發展系統的關係如何做正確的處理，還是要用功夫的；並不是一了百了，迎刃而解的。
比如說，香港固然要加強同珠三角的合作；因為，一九八○年代以來優勢互補的交流協作，已經使到港商在那裏大展鴻圖，財源廣進；而當地的發展也突飛猛進。見之於市鎮林立，市場繁榮，僱用了數百數萬來自四川和湖南等省的青年勞工……（＃27）。而珠三角本土化、在地化的開展，已經使到土生土長的中小企業湧現出來；並且正在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和「生產基地」。可是，這一切，並非由港原來的投資引發，而主要地是由台灣、日本、美國等地的資金、技術、人才、設備促成的。這說明了一個令港人不安的現實和前景：進入二十一世紀，由於港商在科技和人才及管理上，在過去一、二十年裏，並未發生長足的進步；他們已經不再是珠三角高速發展、持續成長的主要動力了。
這裏，意味著在香港和內地的定位上，香港和珠三角的關係可以是十分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這包括在物流中心的建立上，同廣東省的合作乃是先決性的條件（＃28）；然而，它不可能是（也不可以是）唯一的關係的。
其實，香港既然要利用它的地理優勢和制度優勢，它就不可以同珠三角搞什麼「經濟一體化」；而是要在「一國兩制」下，既建立同廣東省和珠三角的特殊關係，更得對內地其他省市、省區和境外、國外的經貿合作關係，提供仲介性的服務；而其物流中心，只能是溝通中國大陸和世界各地（特別是美加和東亞地區）的人力、物力、財力、智力的交流協作系統。
換句話說，如果香港要在中國和美國的發展中，都能提供服務並從中得到好處，可能還是在於開發其傳統的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和法律及制度的資源；一方面為中國內地企業即將掀起的走向東亞——走向世界的運動服務；另一方面為世界各地（特別是西方國家和各地華商）走向中國的活動提供日新月異的優質服務。
可見，使香港環境改善，房地產價格合理化，中上層人士的工資適當調低，創新精神突出，工作態度更積極，以及在精神文明建設上多加努力；顯然都是實現董特首這麼一個理想的重要條件「香港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氣氛豐富多彩，能令來自各地的企業家以及經營管理人才有賓至如歸的感覺」（＃18）。
香港的出處，在於充分地開發「一國兩制」的優勢，以便在東西方交流協作中，能成為名副其實的「動感之都」和「超曼哈頓」。
（「再造一個香港」系列之四）（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顧問教授；香港天行健發展諮詢董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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