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3-16] 副刊讀書．陳少明：哲學並不深奧

放大圖片

　「我最近在做經典解釋學，和傳統的經學有所不同，如《四書》是經典，朱熹所注四書也成了經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其實都是對先秦諸子的注解發展而來。一部經書怎樣變成傳統？我有興趣深究下去。」

丁成

　有廣東學界四大才子之稱的中山大學中國哲學所長陳少明，四十出頭，個子不高而口若懸河，「我們那一代大學生都有些叛逆心理，從范文瀾到郭沫若，學術權威照批不誤；連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也備受挑戰。哲學家要挖空心思想出常人忽略的命題，否則便失去存在價值。你看，古今中外的哲人都有些古怪。」陳教授不久前在校委辦公室接待記者，西裝配牛仔褲，同剪得整齊的小平頭看上去很自然。

　都是七七級同學，陳少明從頭談起學哲學的經歷：

　「我進入大學時有一種叛逆心理，好像把傳統的理論拋得越遠越好。教我的丁寶蘭教授人非常好，理論功力也深，但經過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洗禮，人變得謹慎。七十年代末的大學生頗有突破性的氣候，有的同學撰文批判權威，從范文瀾到郭沫若，我覺得挺有道理。又有同學寫文章商榷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列寧寫完此書不久即領導十月革命成功，把《國家與革命》的戰略構想付諸實踐。此文引用蘇聯官方文獻的事實，比較列寧的理論與實踐，大膽指出列寧言行的差異。當年的老師批示說，我不同意你這種觀點，但打了八十五分的好成績。同學們的活躍思想和出色論證對我的影響比教授更強烈。」

只分深淺，不問對錯

　「哲學界所思考的對象，其實同其他學科沒有分別，只是用特定的角度去分析而已，每種自然科學所思考到最極端最深邃的層面，那就是哲學問題。比如歷史學之中有歷史哲學，社會學也有社會哲學。至於每個學科與哲學的結合部，更是我最感興趣的。在做人文學科方法論時，我比較關心哪一些學科的進展會影響到哲學。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專門研究邏輯實證主義，他不同意傳統觀念，認為所有知識都是經過實踐證明的，他認為另有一類知識不經驗證的是我們信仰的基礎，比如說：地球是圓的，水是可以喝的，人皆有父母，這些概念並不需要嚴格驗證也就接受了，孩子們從小就自然接受的。維特根斯坦臨終寫的書並未完結，叫做《論確定性》，中國很少有人引用，但我很感興趣，在讀研究生時我讀到了，啟發我認識到，哲學並不一定研究很深奧的大道理，而是應該能解釋我們生活經驗的。哲學不像別的學科，去探討問題的正確或錯誤，哲學只區分深刻與膚淺。深刻未必是對，但可以啟迪思索，會對常識加深理解。一般人按常理生活，都是對的，但哲學界不能重複即使是正確的命題，否則沒有意義，哲學家只能挖空心思去想一些常人忽視的新問題，你看古今中外的哲人都有些古怪。」

美德和社會信任

　聽著高深的哲學理論，記者滿臉茫然，陳少明教授連忙深入淺出，聯繫日常生活談哲學，「寫名著《歷史的終結》的日本哲學家福山，近年出版的一本暢銷書《信任》，副題是《社會美德與經濟繁榮的創造》，他研究信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美德是倫理學問題，是哲學，規範倫理研究公共道德問題，比如公平、正義、自由、人權，而美德是私人道德問題。例如一個人勇敢或怯懦，信任或多疑，謙虛或自傲，都不能用公共道德、用法律去規範。通常你喜歡一個人，是看到他有美德，而你討厭一個人，他自私，卻並不犯法。福山研究出有美德的社會，人們之間互信程度高，經濟自然發展快。他認為美國、德國信任度高，而南意大利、中國則較低。我未必認同福山的分析，但他的理論頗有啟發。他認為香港、台灣的企業規模較小，如台灣與日本最大企業相比，僅為五十分之一，兩地信任度也有明顯差距。他指出華人社會對親屬家族以外的信任度不高，所以大企業家發展到第二代就不行了，美國、德國的創業者敢把企業交給社會精英去管理，這是信任的關鍵性。」

　「信任可分兩種，在中國分為熟人的信任及陌生人的信任，後者靠社會制度保證。親戚朋友同事等熟人之間，一般可以信任，除了特殊原因才會發生欺騙行為，例如借錢未必要寫借條。但西方人之間的金錢過手，則習慣用支票，通過了銀行，有正規財務紀錄，那就是社會規範的信任保證。社會性的信任度提高需要有個過程，最終會上升到對執政當局的信任。如果一個政府不是由民眾選出來，花納稅人的錢又沒有透明度，你叫民眾怎麼會信任他？除非出現重大的外來威脅，那時人民一般會增加對政府的信任度。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布什政府的民調支持率驟創歷史新高。看來，福山的理論有一定道理。」

　近日，一批政協委員在全國九屆五次會議上提出「市場經濟與社會信用」的重大問題，經濟學家董輔礽指出，各地還有不少企業不守信用，既危害當地經濟發展，也影響我國經濟付出代價。香港的張永珍代表說：「沒有信用就沒有秩序。」香港的社會信用方面的經驗值得內地借鑒。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會長高尚全說，我國必須加快信用制度建設，按「世貿組織」的規則辦事。看來，陳少明重視社會信任度有其深刻的社會基礎。

跳躍式讀書方法

　陳少明的讀書方法是跳躍式的，他永遠不滿足於一門學術專業範圍內死讀書，「我做思想史的時候，我會考慮到思想史方法論，從中再延伸到哲學方法論、人文學科方法論的研究時，又會涉及到社會學及歷史學，由此對德國哲學家韋伯的觀念類型與經驗的關係感興趣，由此更普遍的人文學科方法論問題接踵而至。另一個例子是，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時看到儒家，不免對新儒家及現代生活提出解釋：對四小龍、對港台的資本主義作出美德倫理方面的解釋。我要比較各家的解釋誰更有說服力，於是精讀對的書。」在這種大跨度讀書過程中，陳少明注意吸取新東西，但不忘記舊日積累，「不是說我已經達到多高的境界，而是所訂的研究目標要高，信息面要廣。我希望我的博士生能成才，把我的學習方法介紹出來。但我不會同學生合寫一本書，因為哲學研究不要求得出什麼結論，而在於如何去論證。比如誰都知道社會需要信任，怎樣證明這個信任的重要性而被人們所理解，才最重要。我不會規範學生的思維模式。」陳少明強調的獨立思考，正是今天學術繁榮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