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8-28] 論壇．港粵合作須搬去「三座大山」
香港議論港粵合作已經有五年多，行政長官的幾份施政報告和策略發展委員會的報告，都提到港粵合作對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社會各界也都表示認同和支持，但五年多來為何總是「講完再講」和「講多過做」？問題癥結在於，港粵合作問題上橫亙著「三座大山」……
■王紹爾 九龍城區議員
邊界不能成畫地為牢的桎梏
第一座大山，是前朝政府隔離、排拒和疏遠內地的政策的影響，以及由此遺留下來的「小心邊界模糊論」。在港英時代，為了殖民統治的需要，港英政府利用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邊界，長期實行隔離和疏遠內地的政策，其後果是造成了香港經濟、社會和城市佈局的失衡，現在港深邊界的狀況，香港一邊荒蕪落後，而深圳一邊繁華昌盛，這種狀況就是港英政府實行隔離和疏遠內地政策所造成的。
回歸之後，本來應該及早改變上述狀況，迅速因應全球化和區域經濟的崛起，加快跨境交通基建和關口建設，開放和開發邊境禁區，使「一國兩制」下的邊境成為香港發揮自己優勢的重要憑藉，形成粵港之間人才、貨物、資金、消費的雙向流動，使香港經濟盡快擺脫衰退和實現轉型。但是，確如恆隆集團主席陳啟宗等許多社會人士指出，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前主席陳方安生，「只懂說兩制、不懂談一國」，令粵港合作浪費了三、四年時間。
港粵合作浪費了三、四年時間，港粵邊界也延續了港英時代的單向限制作用，使香港逐漸陷於「經濟孤島」的處境，香港越來越多的消費、投資、人才及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正在單向離港流入內地，這造成了香港經濟逐漸「陰乾」的局面。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把「一國」和「兩制」對立起來，並把「兩制」當作束縛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桎梏」，這種畫地為牢和作繭自縛的心理，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根深柢固。例如陳方安生在英國《金融時報》以《小心界線模糊》(Beware of Blurring the Line)為題發表文章，認為不能把「兩制」的界線模糊化，並批評香港與廣東省聯手合作的基建計劃，以及非難香港工商界提出的建立兩地「自由貿易區」的建議。事實上，「小心邊界模糊論」在某種程度上並非一個人的想法，而是在香港朝野具有一定市場，因之成為橫况在港粵合作粵港之間的第一座大山。
保護主義心態要改變
第二座大山，是與「孤島心態」密切相關的保護主義和壁壘主義心態。例如輸入內地專才，香港有人擔心內地人才會來香港「搶飯碗」；疏通關口擠塞，香港有人擔心更多消費外流和衝擊香港樓市；深圳河拉直出現的濕地，本來可以作為港深合作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基地，但香港有人擔心「益」了深圳，便放棄計劃發展數碼港，結果深圳不得不自己發展高科技產業，幾年來突飛猛進，使香港瞠乎其後；廣東希望興建伶仃洋大橋通到大嶼山，但是香港有人認為是廣東要「攀附」香港經濟而冷淡對待，廣東得不到香港的積極回應，於是決定在深圳和珠海之間興建過海隧道，全長三十三公里，隧道建成之後，珠江口東西兩岸有高速公路相連，香港的「邊緣化」處境將越來越嚴重，很難再發揮樞紐城市和物流中心的功能……
有人認為，港粵合作在運作上存有困難，因為雙方難免抱著「自己要豬肉，豬頭骨畀對方」的態度，把有利本身發展的，留給自己做。我認為香港這方面的態度比較嚴重一些，而中央也應該糾正內地這方面的態度。實際上，確保港粵之間有暢順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並非只是「益」了內地一方，也絕不是「零和」遊戲，而是雙贏局面。例如，輸入一個內地專才，便可為港人平均創造七個就業職位。入世後，本地出入口將會大大增加，物流業可以創造就業機會，以機場為例，會增加二萬個職位，比現時高出百分之五十。香港美國商會主席Jim E. Thompson指出：「香港與內地應該二十四小時通關，令貨物的流通更有效率，亦促進香港與中國內地經濟一體化，使香港和內地的相對優勢，可以配合得更好。」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跨國公司紛紛以香港作為基地，就是為了進軍潛力深厚的中國內地市場。在全世界都瞄準和踴躍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時候，香港豈能繼續抱著保護主義和壁壘主義的心態？若香港繼續抱這種心態，只會使香港在全球化和區域經濟的迅速發展下繼續孤島化和邊緣化。
官僚主義作風須克服
第三座大山，是官僚主義。港粵合作過去一年雖然並非毫無進展，例如第四條過境通道已拍板動工，落馬洲口岸和羅湖口岸的改善工程也在進行，通關時間亦略有延長，但是總體來看，粵港合作的速度和民間的期望以及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相差太遠了。
旅客在邊境口岸苦等，貨櫃車天天排長龍過關，關口的瓶頸效應，加大了香港經濟成本，但是當局不僅不加快疏通關口，還不顧民意廣泛反對，計劃開徵陸路離境稅，這是否是官僚主義作風？加快港粵合作的迫切性，政界、商界、學術界、勞工界早有共識，問責局長也看到了迫切性，但官僚系統還是視而無睹，動不起來。以致行政長官雖然一再強調港粵合作，財政司長雖然不斷講暢通「四流」，但下面卻慢如蝸步。
很明顯，要加快港粵合作，必須搬去上述「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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