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2-02] 論壇．「特區身份」、「實際情況」能不理會？
■吳光正
也許有人說過「香港人思想不夠成熟，目前尚未是全民普選的時候」這類話，以至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湯家驊先生要在九月二十八日的《信報》撰文反駁。我相信此等辯論，孰勝孰負，並不重要，因為這其實不是問題的關鍵。隨著有關政制的討論揭開序幕，更加關鍵的是準確抓緊討論的基礎。
「特區身份」豈容忘記
湯先生論民主精神，論人權、法治，論其他「國家」的「普選」例子，論點無可厚非。問題只在：湯先生舉作例證的印度、菲律賓、南非等，無一不是「主權」在握的「國家」，正因為是國，自然可以「自主」、「自決」。但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國」。在「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下，混淆「國」與「特區」的概念，把兩者置諸同一基礎上相提並論，則大大有問題。
「有名無實」的「主權」？
無可置疑地，《基本法》保障了特區「高度」自治，但從沒有承諾「絕對」自治。
會不會有誤會了，以為有空間設想中央視對特區行政的主權，只像英國今天的Constitutional Monarchy（「君主立憲」）那樣，是個「有形無實」的虛銜，果如是，這個並非美麗的誤會可嚴重了。當日中英談判，英國政府曾建議以主權換治權，亦被中方斷然拒絕，這一役豈無任何啟示？
相信甚少人會認為中國視其對香港的主權為「虛有其表」的「形式」、一個「有名無實」的Constitutional Sovereignty（「主權立憲」），不難看到中國的立場，不但要具有主權之名，復要「名副其實」，並有責任履行主權，而選舉制度正正是行使主權必須處理的重大決策之一，選舉方法固然主宰了特區「權力分配」的方程式，亦是主權國以主動形式「下放權力」的方案，玆事體大，主權國又焉能在成立特區時對此置諸不理？
「實際情況」豈能忽視
湯先生在文中引述《基本法》草委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先生發表於一九九○年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基本法說明》）其中一節，即「立法會由選舉產生，其產生辦法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到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對此，本人一方面著實頗為欣悅，因為在過去不管法律界抑或「普選派」人士，鮮有公開引述姬鵬飛這段《基本法說明》。
可惜，湯先生沒有繼續引申闡釋這段文字的「關鍵」字眼——「實際情況」。最近所見，有些內外人士異口同聲只強調「最終目標」這幾個字，卻特意地避而不談《基本法說明》裏「實際情況」這要點，令市民無機會全面看清實況，這予人未臻圓滿之感。
至於「實際情況」的定義，姬鵬飛先生早在《基本法說明》中清楚點出——第一，任何選舉方案，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確保均衡參與；第二，選舉方案須保留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
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於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二屆特區政府領導班子成立之前一專訪中亦已重申上述之基本理念（關於筆者對「實際情況」的探討，可參考九月五日在《信報》刊登《『普選』豈無先決條件？》一文）。
因為有「實際情況」這先決條件，《基本法》根本沒有為「普選」預設時間表，《基本法》更加沒有「規定」二○○七、二○○八一定要改制，難怪有人認為「普選派」在這方面有誤導群眾之嫌。
改變選舉方法可能削弱特區優勢
不管在任何地方國度，選舉法及地方政治與政府收入（以稅收為主）、支出以及經濟民生實在息息相關。歐美任何首長選舉的結果，不管中間偏「社」還是中間偏「資」的一方獲勝，都無可避免地由勝出的階層決定了其後的國家稅務政策，主宰了社會財富的分配。香港的情況一直很特別，政府收入與支出有一套明顯地與別不同的成功模式，難以在任何其他地方重現。我在貿易發展局對外常常說香港有「三優四通」的優勢，其中一個絕大優勢是香港的簡單稅制及低稅率，這一直成功地吸引本地、內地及海外的大中小企在本港投資，為特區製造無數就業及培養人才的機會。一旦改變了選舉方法，就無可避免地改變特區政府收入、支出以及經濟民生的模式，很有可能帶來削弱特區優勢等連鎖反應。
《基本法》第五條既然保障了原有的（亦是香港人夢寐以求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那在香港這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下，一套能「平衡」各階層利益（並非一套從沒實行過的「平均主義」制度）而行之有效的選舉方法，亦自有保留的價值，這正是特區的「實際情況」。香港各階層的人，不管上、中、下，都不想自己的聲音被忽略和被邊緣化，都不想被其他勢力或階層所支配。無論在今天的香港特區及前英殖民地時期，情況都不會兩樣。各階層的人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不希望中央干預，而《基本法》亦已定下五十年不變之約，中央亦不想干預。（三之一；待續）
（作者為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會德豐有限公司及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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