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7-04] 《巴金的夢》：生活在友情中 放大圖片
巴金（左一），右一為張瑞芳。
陳丹晨
有一天，巴金在索非家裏認識了一位文學評論家賀玉波。巴金的溫和態度和誠懇的談話給賀玉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賀玉波後來寫了一篇篇幅很大的《巴金論》，對巴金已經發表的中短篇小說作了全面、系統的分析，是當時出現的最有份量的關於巴金及其作品的研究論文。他認為《滅亡》「是近來文壇上不可多得的作品」，「在描寫革命與戀愛一派的小說中是佔有重大的位置的」。賀也指出，作者常常說自己寫作時為了人類底受苦而哭，「這，固然是他的真情的流露，但未免太兒女氣了」。因此，他的作品裏只充滿了感傷悲哀的情調，只佈滿了陰鬱幽暗的氣氛。他希望「他把悲觀的成分減少的」。「那層陰沉的面幕，他最好去掉」。
蘇州南京交新友
一九三一年初夏，巴金與索非夫婦和另一位評論家毛一波等友人一起遊蘇州，看望友人楊人。毛一波也是四川人，與巴金一起從事過無政府主義宣傳，他也寫過文章評論《滅亡》，在內容和藝術上都給予很高評價。楊人後來是著名的歷史學家。這次遊蘇州，他們又結識了東吳大學學生朱雯、羅洪。朱、羅後來結成伉儷，成了著名翻譯家、作家。他們也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上海，巴金認識了正在復旦大學國際貿易系讀書的章靳以。他們的小說在《小說月報》同期發表，成了他們相識的契機。後來他們在文學編輯工作中多次共事，先後達二十多年。
巴金還到南京去看望朋友左胥之，結識了散文家繆崇群。繆當時正代朋友編《文藝月刊》。他們過去互相讀過對方的文章，神交已久，所以一見如故，傾心相談。以後，巴金應繆崇群的邀約，多次寄稿給他發表在《文藝月刊》上。繆崇群做編輯工作非常認真，即使對朋友文章也會直言說出自己的批評意見。有一次，巴金寄了一篇小說《我的眼淚》給他，是寫樊塞蒂故事的。但雜誌社的老闆不願採用，繆崇群為此與老闆發生了爭執。巴金聞訊，為避免給繆帶來麻煩，又另寄了一篇《一封信》。此文雖然發表了，繆仍不妥協，在他的力爭下，《我的眼淚》仍在下期刊登出來。這是友情，也是對作家的負責態度，更是為了爭取創作自由的權利。文弱的繆崇群在這時一點也不示弱，十分執著地履行一個編輯的職責。
巴金在這時結識的朋友不再是二十年代熱中於社會改革、從事政治宣傳、信仰無政府主義的熱血青年，而是另外一些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傳統，追求自由、進步，投身文學創作的青年朋友。連同過去從無政府主義宣傳的「戰場」上退下來的老朋友，在巴金周圍無形中有一個意氣相投、重視友情、自由主義色彩較濃的務實的文學圈子。
一九三二年初，他懷著惆悵的心情，帶了剛剛開頭的小說《海的夢》的草稿，在微雨中離開上海，到南京去旅行。因為陳范予正在南京教書。他寫信告訴巴金，吳克剛從河南百泉中學來南京小住。還有衛惠林正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已經有了未婚妻。
於是巴金應約到南京與他們相聚，還去探望了繆崇群。
《新生》稿本毀於轟炸
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巴金搭寧滬快車啟程回上海，到達丹陽站不能再往前駛行，因為日本軍隊在上海發動了進攻。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事件。火車將旅客送回南京，正是清晨四點鐘。巴金在寒氣凜冽的車站上，聽旅客們講述上海遭到日寇蹂躪和屠殺的情景，使他熱血沸騰。他從心底發出對敵人的仇恨詛咒，但又深深感到自己的軟弱和無力。
當天下午，他趕到繆崇群處。繆正為他擔心，見他安全回來感到意外驚喜。他們看到報紙號外所載日寇暴行的消息，憤慨極了。既然日寇火燒上海閘北等地區，巴金的寓所一定也被殃及。繆勸慰他在南京暫住幾天。但是，巴金總是心神不寧。他想他應該回到上海去經歷那許多人正在經歷的痛苦。他離開繆崇群，行走在南京街上，夜色濃重，異樣安靜，偶然有幾聲報童的叫賣聲打破這不祥的死寂。他從市民的街談巷議中感受到了這些和平的居民似乎軟弱但卻充滿仇恨和反抗的決心。只有這時，他才得到一些鼓舞和激勵。
這時南京到上海的水陸交通阻滯，巴金困居在南京數日，目睹平靜的南京城也慌亂起來，一些文武官員忙著出逃，鼓吹遷都。街上到處是搬家逃難的混亂情景。他實在忍受不了這種難以形容的壓抑和痛苦。
上海地區的抗戰持續了一個月，十九路軍在沒有後援的情況下，只好退出上海。在這次戰爭中，日寇對上海狂轟濫炸。和巴金住所同處一條馬路的中國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被徹底炸毀，殘存的書籍、財產，也被日寇劫掠一空。巴金的《新生》稿本和載有這篇小說的《小說月報》第二十三卷新年號，也在這次浩劫中被毀。（四十．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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