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8-22] 《巴金的夢》 埋首筆耕 夢幻依舊 放大圖片
巴金和友人一家
陳丹晨
在那些日子裏，經常有朋友來訪。有巴金的朋友，也有蕭珊的同學。他們的家成了朋友們聚會的沙龍。儘管巴金並不健談，不擅辭令，不好交際，但他喜歡朋友。他的坦率誠懇、重友情，蕭珊的單純、愉快和熱情好客，卻是那麼富有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著許多友人。
摯友歡聚
據黃裳說：一九四六年以後十年中間……每天下午和晚上，這裏總是有客人，有時客人多得使這間正中放了一張圓檯的屋子裏顯得太窄了。楊苡說，在上海的朋友們常來閒談，喜歡議論國家大事，嬉笑怒罵之餘就逗弄孩子，幫忙搞這樣那樣。她特別提到蕭珊，講一口帶著濃重鄉音的普通話，圍著圍裙，為客人做好吃的，又忙著招呼孩子，她「喜歡這樣苦中作樂的生活」。
巴金除了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照舊做事外，仍舊喜歡跑書店，特別是賣外文書的舊書店。他愛買書，更喜歡買外文舊書。那時上海有幾處外文舊書店比較集中，他常常在那裏流連忘返。他也確實從這些地方買到不少很珍貴版本的外文舊書刊，為此很得意。
戰後時局一直動盪，文學藝術界許多朋友重聚以後復又漸漸散去，各奔前程。曹禺、老舍於一九四六年應邀赴美國講學。茅盾夫婦也於這年底應邀訪問蘇聯。冰心的丈夫吳文藻到日本擔任中國駐日代表團的工作，她也隨同前往。沈從文從昆明西南聯大復員後仍去北平任教，途經上海小住一些日子，巴金一直覺得沈從文是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熱心幫忙的一個。他和蕭珊都為同沈從文歡聚格外高興。蕭乾從一九三九年應倫敦大學聘請去歐州。直到戰後第二年回國，摯友重逢，又是一番歡聚。
至於黎烈文則是另一種情形。他於抗戰初期從上海輾轉到福建，先在省政府當參事，後又到永安與吳朗西合作創辦改進出版社。這時，他與許天虹妹妹許粵華(雨田)結了婚。雨田也是巴金朋友，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過。戰後他們去台灣，黎烈文先在報館工作，因人事關係，改到台灣大學教書，從此埋頭寫作，不求聞達。黎烈文的譯作，包括法國梅里美的《伊爾的美神》等都是交給巴金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他給巴金信中備述在台灣不痛快，說那裏的人際關係、政治氣氛都很惡濁。
聖火燃燒
三十年前，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曾經有過這樣的幻夢：以為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如今，經過滄桑變化，許多挫折和創傷，對於世界的複雜和人生的艱難有了深切體驗以後，變得冷靜、現實、沉著、踏實了。也許還由於歲月的磨洗，當年毫無顧忌，帶著稚氣的勇猛昂揚的鬥爭意志和狂熱的進擊姿態，現在退卻到一個孤孤單單、用筆作戰的書齋生活裏。曾經著意描寫向舊生活挑戰的革命者、富有英雄傳奇色彩的故事，開始轉變成描寫掙扎在貧病無告的平庸苦難生活中的小人物命運。我們很難說這是幸還是不幸，成功還是失敗。
重要的是《獄中二十年》的譯述工作卻明白昭示著世人：巴金的內心的聖火依然像這本書中所表現的那樣在燃燒，渴求一個人道的自由的充滿愛的世界的出現。不過他現在懂得這樣的世界不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但他執著虔誠地深信這一天終會來到，至少他自己已為這一天的到來付出和給予，毫無保留地奉獻。這是他即使坐在書齋埋首筆耕時也不曾泯滅和淡忘了。
愛人類愛世界
一九四七年五月和一九四八年五月，巴金在給明興禮兩次覆信中都強調指出西方文化思想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愛瑪．高德曼，主要是精神上的吸引力，就像梅森堡(M.V.Meysenburg)對於羅曼•羅蘭那樣。也就是說，直到那時，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青年時代已經形成的基本信仰——「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
這種理想之夢的具象化就是妃格念爾那種殉道者精神，這是他始終不渝讚美信奉的。他熱切希望把這種精神傳播開去，影響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人們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殉道者的特點就是自我犧牲，奉獻自己的青春、生命和鮮血，為的是反對強暴專制，反對一切阻礙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舊傳統觀念和制度。天主教有句俗語：「殉道者的鮮血，是信徒們的種子」。巴金信奉這個道理。他在《新生》末尾引用《約翰福音》的話：「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落在地裏，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巴金企盼的信仰的正是殉道者鮮血灌溉後必將結出新的生命之花。
巴金的前半生涯在《獄中二十年》的譯述工作完成時告一段落了。他將帶著這樣的思想進入到另一個歷史年代，去經歷新的歲月。 （八十八•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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