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0-02] 副刊釆風．百家廊：記憶中的錢媛 放大圖片
楊絳、錢媛和錢鍾書
陶 然
九十二歲高齡的楊絳，不久前推出九萬字的長篇散文《我們仨》，不論內地版還是香港版，都熱銷，而且成為讀書界的熱門話題。陸文虎說：「雖然走筆自在、平實，卻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力度。」
「我們仨」，指的是錢鍾書、楊絳、錢媛一家人，但我以為，雖然表面上楊絳寫的是「我們仨」，但實際上她主要寫的是獨生女錢媛。附錄中錢媛的手稿、書信及她為父親錢鍾書畫的多張速寫，都在在留下了錢媛的痕跡。錢鍾書楊絳名聲太大，而作為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教授的錢媛，由於從未涉足文壇，相對而言，自然沒有父母那樣盡人皆知。當錢媛因病住院的時候，得知母親楊絳要寫《我們仨》，便要求把這題目讓給她，「我當然答應了。」楊絳事後追述。錢媛列了目錄，但只寫了前五篇，便因脊椎癌，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在沉睡中去世。
默默承受暴風驟雨
我是北師大中文系的學生，而錢媛是外語系的老師，她只是我廣義上的老師，並沒有直接教過我。在大學裡，隔系如隔山，不要說不同系了，就算是同系不同級，甚至同級不同班，也少有往來。如果不是「文革」中打破了系與系之間、師生之間的界限的話，我大概也不會與錢媛老師交往。
交往也必得有個機緣。那個時候，我和外語系學生張仁強來往甚密，他常來我宿舍串門瞎聊天。那天我們走在校園裡，學校美工組正在架著梯子畫毛主席揮手的彩色油畫。仁強指著其中一人說：「錢媛。」在此之前，我從他口中聽過這個錢鍾書獨生女的名字，也知道她當時在歷史系任教的丈夫因被懷疑是「五一六」分子而被隔離審查期間在學校自尋短見，當時他自盡的宿舍樓還拉上「某某某自絕於人民！」的大標語，名字被打叉。是仁強告訴我，我才知道，原來那是她的丈夫。我一直也不敢向她問起此事，也不知道應該說甚麼才好，只得好像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甚麼都不說。不說，當時是因為不會說話，如今回想，大概也是不忍觸痛她內心的傷處。但從表面看來，她溫文如昔，說話柔婉，但我想，所有的暴風驟雨，她都自己默默承受。
有一天中午在飯堂吃午飯時碰到她，我和她站在飯桌邊一面吃飯一面聊天，說起翻譯小說，提到傅雷，她說是世叔伯，但他譯的羅曼羅蘭的長篇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沒看過。這個長篇小說在「文革」前便被視為宣揚「個人英雄主義」，當然上不了中文系的課堂，甚至學校圖書館也不出借，「文革」期間更加無處可尋。我手上存有一套，便借給她看了。她看完後說了甚麼，我都不記得了。
我卻記得，在我獲准移居香港，即將離開北京時，我又在午飯時在飯堂碰到她，我向她告別，她笑說，好多年前她爸爸在香港投宿客棧，推門進去，管房的說沒房間，錢鍾書爭辯道：門口明明寫「有房間」嘛！那管房領他去看，指著那牌子大聲說：「冇房間」！原來，大學者錢鍾書也被廣東字「冇」難倒，「冇」字也看成「有」了！
楊絳的「生平傑作」
我來香港後，一直都有和錢媛通信，那時我在補英語，她在信中便告訴我許多學習英語的方法，可惜我太懶，終究也沒有所成。當然，我的資質也遠遠不及錢媛，即使我用功，只怕也無法長進。錢媛上大學時的專業是當時在內地最吃香的外語——俄語，留校任教後，由於教學上的需要，轉向英語。這種轉型，我想不是人人都可以成功，但她做到了，而且業務冒尖，除了家學淵源之外，定必還有過人的智力和自身的努力。怪不得楊絳這樣寫她：「阿媛是我生平傑作，鍾書認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讀書種子﹄。」
中大揮手從此告別
一九九○年，錢媛又到英國訪問半年後經香港回北京，那天晚上，仁強在尖沙咀請她吃飯，我作陪。飯後到他當時在美孚新邨的家小坐敘舊，然後我們再送她回她借宿的中文大學賓館。當我們的車子徐徐開走，我回頭一望，夜色中見她仍站在那西班牙式建築門前揮手。這是我離開北京後第一次重逢錢媛，沒想到竟也是最後一次見到她。
她回京後仍有書信來往，只是本來就不密，往後就越來越疏，以致音訊全無，我也不以為意，覺得大家都忙。當她去世的噩耗傳來，我簡直不敢也不能相信。讀《我們仨》才知道，她一九九五年腰痛求醫，九六年一月住院。但我一點也不知道，她信中從沒透露過。我又想起，一九八○年十一月，錢鍾書的小說《圍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印數達十三萬，轟動一時；次年九月第二次印刷，加印四萬，錢媛還請她爸爸題簽贈我，由她寄來。我並沒有見過錢鍾書，這本書一直留在我書架上，每次望見，恍惚便閃爍著錢媛老師那溫文的笑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