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2-19] 香港經濟步入新的上升周期

朱文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

　過去幾個月香港經濟的好轉，屬於根本性的改變，其關鍵在於國際社會、內地不同省市、香港內部居民對香港信心的加強，在於香港戰略地位的重新確定。通過戰略定位的確定和信心的加強，香港的市場經濟具備了周期性反彈的基礎。由於政策作用到位，發揮了香港的既有優勢，因而香港經濟的這次上升是可持續性，並極有可能進入了一個新的長期上升周期。

香港經濟好轉的周期性因素與信心重建

　首先，這次經濟好轉有強大的周期性因素。從構成經濟運行的土地、勞工、資本和商品四大市場來看，香港的房地產市場、勞工市場、資本市場都出現嚴重的失衡現象。房地產和勞工市場的失衡體現為泡沫經濟造成的價格剛性難以達到「市場出清」的均衡價位：資本市場體現為二十年不變的聯繫匯率嚴重侵蝕了香港的競爭力（在東亞眾多經濟體的貨幣貶值後這一問題尤其嚴重）。

　而3月底以後，香港受到SARS的嚴重衝擊，雖然從結構上看，香港經濟見不到改善的曙光，但從周期上看，香港經濟已經惡化到不能再惡化的地步。甚至可以說，SARS大大加速了香港經濟周期探底的速度。CEPA正好是在這個背景下出台的。

CEPA從法律上解決了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定位

　其次，CEPA從法律上保障了香港和內地的經濟聯繫，解決了香港經濟未來的定位問題。從經濟上看，至少在回歸後的頭六年，「一國兩制」的框架給香港帶來的是既有戰略地位的模糊和傳統優勢的喪失。再加上1990年代後期正趕上全球資訊產業革命的高峰，香港缺乏強大的技術力量，無法為其傳統的經濟腹地珠江三角洲提供新的增長動力。而香港所擁有的法制、開於、自由、與國際接軌等傳統優勢又因「一國兩制」形成的邊界無法與中國接軌，難以落實和轉化為新的發展動力。或許我們可以說，「一國兩制」只是從政治方面解決了香港的定位，但並未從制度上涉及到香港經濟的定位，而CEPA填補的正是這麼一個空檔。

　在CEPA的框架之下，香港和內地之間建立起了超越WTO一般規則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從制度上保障了香港可以從不斷開放的中國經濟中率先獲得好處，從而在國際經濟中為香港經濟確立了新的定位，形成了國際經濟界和國內其他省市重新研究香港、高度關注CEPA的熱潮。

張德江終結龍頭和腹地之爭

　第三，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關係終於理順，基本解決了香港未來發展的腹地問題。香港回歸之初，廣東曾經滿懷期待，不料碰到了當時大香港主義情結的軟釘子，加上金融風暴後香港經濟陷入結構性困境，對珠江三角洲的輻射和拉動能力大大降低。

　2001年以後，香港逐步認識到深耕珠三角的好處：又碰到以廣州南沙開發計劃為代表的廣東自主發展模式，港、穗、深之間的予盾成為新聞的焦點。就連港澳珠大橋這樣一項有利於整個大珠江三角洲全局發展的基建，都得不到廣東省方面的積極回應。香港方面深感有在珠江三角洲被邊緣化的危險。

　不過，8月5日由廣東省長黃華華親自率團出席的第六次粵港聯席會議，終結了愈演愈烈的大珠三角龍頭與腹地之爭。以張德江為首的新任廣東省領導人從戰略高度走出了廣東某些城市以鄰為壑的誤區，重新確定了粵港經濟合作發展的總體思路，拉開了粵港新一輪合作的序幕。

全國再現大珠三角熱

　黃華華指出，爭取通過十年到二十年的時間，把包括廣東和香港在內的大珠三角建設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中心之一，廣東要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製造業基地之一，香港要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現代物流業、金融業為主的服務業中心，香港要發揮服務業的作用，廣東要發揮製造業的作用，實現雙贏。這個提法，再次確定了「前店後廠」的模式，實在出乎絕大多數珠三角研究專家的意料。

　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如果雙方政府信任感增強、合作順利的話，未來幾年香港與珠江三角洲之間的經濟互動又可以恢復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良性循環，相互促進，再上新台階。而香港內部人口過多、教育水平低下等長期結構性矛盾，才有可能在這種合作中逐步消化。

內地客自由行是導火線

　最後，香港經濟和市民信心轉強的導火線，是廣東、北京和上海的居民可以以個人身份到香港旅遊。如果從更廣闊的背景來考察自由行，也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因為該措施給香港帶來的，絕對不是旅遊那麼簡單。

　與自由行的潛力相比，旅遊等直接效應應該是最基礎的。可以預計，未來以個人身份來港的內地人士將會大量使用香港的銀行、股票、保險、醫療、法律等服務。配合人民幣離岸金融業務的開展，這些居民在香港的商務活動也將同步展開。該措施的關鍵，在於它開啟了內地居民向香港的（相對）自由流動，與人流相關的資金流也必然同步啟動。在香港與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經濟交往中，在商品流、訊息流、資金流和人流當中，兩者之間的商品流和訊息流已經接近雙向的狀態，但是資金流和人流一直處於香港向內地的單方面流動狀態，這對以服務業為主的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在這種狀況下，它不可能作為中國一個正常的城市享受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國居民富餘之後對服務業的新需求，無法形成紐約之於美國、上海之於中國的關係，「超級曼克頓」的構想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在商品流、訊息流、資金流和人流逐步實現雙向或準雙向流動之後，在香港和內地之間必然出現一個準雙向的「商務流」，一個具有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制的香港，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享受到中國經濟成長的好處了。

　過去幾個月來，自由行起到導火線作用，以及CEPA的綜合效應（而非直接作用），給北京和香港的決策當局一個重要的啟示，即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必須放到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綜合考慮。單獨考察香港經濟及其內部矛盾，會陷入自我收縮的怪圈。香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離不開其國際定位及其與內地的特殊關係。只有香港的定位問題明確，香港經濟才具備可持續的增長動力。同時，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要考察香港對中國經濟的反作用，才具有可持續性。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過去幾個月香港經濟的好轉，屬於根本性的改變，其關鍵在於國際社會、內地不同省市、香港內部居民對香港信心的加強，在於香港戰略地位的重新確定。通過戰略定位的確定和信心的加強，香港的市場經濟具備了周期性反彈的基礎。由於政策作用到位，發揮了香港的既有優勢，因而香港經濟的這次上升是可持續性，並極有可能進入了一個新的長期上升周期。

（摘自信報財經月刊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