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2-31] 文匯論壇．發展政制要顧及四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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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為失業工人設立就業支援站，吸引大批失業人士前來登記。解決失業問題成香港當務之急。

李　文

　香港需要發展民主，但發展民主需要一定條件配合，需要穩妥地推進，民主的進程應該同香港實際環境相結合，有利於香港的福祉和經濟繁榮。香港民主發展的條件：一是經濟條件配合；二是公民素質配合；三是內部和國際政治條件配合，不受外國勢力干預和控制；四是香港稅務制度配合。

　行政長官董建華將於一月份發表2004年的施政報告，並且開始向各界市民諮詢意見，各方面都希望影響董建華的施政報告的撰寫，其中一個動向就是力促董建華加快政制檢討，甚至有傳媒認為，2004年的施政報告應該單一議題，集中闡述政制發展的方向和具體的政制改革，有些人已經不滿足於提出直選的訴求，還要改變《基本法》的政制架構，對主要官員的任命也想急變大變，並提出了立法會多數黨成為執政黨的建議。這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傾向。這都嚴重抵觸了《基本法》。

　香港當然需要發展民主，但發展民主需要一定的條件配合，需要穩妥地推進，民主的進程應該同香港的實際環境相結合，有利於香港的福祉和經濟繁榮。香港民主發展的條件是什麼？一是經濟條件配合；二是公民素質配合；三是內部和國際政治條件配合，不要受到外國勢力的干預和控制；四是香港的稅務制度配合。

經濟是發展民主的基礎

　回歸六年來，泡沫經濟爆破，財政赤字嚴重，高成本問題困擾香港，香港通縮嚴重，影響了投資意欲，由於聯繫匯率的剛性，香港只能以通縮方式進行調整。調整遠沒有結束，產業轉型也步履蹣跚，一百四十多萬低文化的的香港勞動人口的就業問題也很難解決。在經濟低潮期間，政府的管治威信亦告下降，反政府派乘機攻擊「一國兩制」，攻擊《基本法》的體制，攻擊特區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推動政治鐘擺向右大幅擺動，急進發展民主，必定衝擊建制，動搖「一國兩制」的根本和香港的經濟基礎。誰都可以看到，經濟民生問題是香港長遠繁榮穩定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如果選擇施政重點犯錯誤，冒進地進行政制改革，挑起激烈的政治角力和鬥爭，必然有政客鼓吹福利主義收買選票，鼓吹加稅，增加福利，使得投資者和工商界利益受損，人心惶惶，撤出資金，轉到亞洲鄰近地區，香港的政制改變時機選擇錯誤，將使香港跌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因此，政制發展問題必須妥善地處理，耐心地聽取各個界別的意見，不可倉卒地冒失地行事，穩妥一些，思考周密一些，把各種影響考慮多些，把政制改變涉及的利益架構估計充足一些，對香港整體利益更加有利。

政制發展必須循序漸進

　政制發展不能行差踏錯，必須循序漸進，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香港是中國直轄之下的一個地方特別行政區，如果盲目套用西方國家的模式，運用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只會對「一國兩制」造成不必要的衝擊，對原有的利益架構造成摧毀的後果。當年《基本法》的制定，諮詢了廣大香港各階層人士的意見，認為千變萬變，香港資本主義吸引資金的主要作用不能改變，香港與內地的和諧關係不能改變，香港內部的利益架構不能改變。香港的政制應該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服務，政制是手段，保障香港各階層的利益不受衝擊是目標，香港有利於祖國現代化也是一個目標。香港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絕對不是一個國家，任何把香港推向變為一個西方國家的政制，都是對「一國兩制」的衝擊，都是分離主義的傾向。

　在英國人撤退的時候，已經提出了「主權換治權」和「還政於民」的主張。表面上，香港交回中國，但實際上，想回歸之後，推倒中央授權下的港人治港，搞英國式的「還政於民」，推行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管治，由英國扶植的政治代理人掌握權力，最大限度地保障英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這是英國人夢寐以求的。回歸之後，英國繼續干預香港的事務，西方主要國家包括英國不斷以元首級別的禮節接待香港的反對派領袖，港英政府的要員返回香港，支持他們急進的政治改變主張，越來越露骨；反對二十三條立法，最近的加快兩個直選的主張，都由外國總領事館和政要出面談話，作為亂港派後盾，使香港的政治進程，加入了外國壓力的陰影。這既違反了「一國兩制」，也違反了香港的事務由港人自己決定的原則。

政改不能脫離《基本法》

　正因為如此，中國在頒佈《基本法》的時候，在《基本法》中強調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香港的高度自治完全是中央政府所頒授的，因此對香港的政制變化中央政府也有最後的決定權。然而，香港一些政客主張不必理會中央政府，香港可以自行決定政制的發展，踢開《基本法》自搞一套，這種主張其實是「主權換治權」「還政於民（親美英的民主黨）」的翻版。事實上，彭定康設計的最後一個施政報告，就是強調建立「新聞自由」堡壘，主導香港的政治發展。最近六年來，許多政治人物和香港市民都承認，香港出現了「傳媒治港」現象，少數凡特區必反的傳媒和立法會政客聯手，對官員和公職人士一次又一次進行輿論審判，企圖干預主要官員和公職的委任，扶植一些人。這種脫離了《基本法》的由行政長官主導任命運作方式，已經衝擊到香港的繁榮穩定，對於維護法治並沒有好處，對於《基本法》的落實也是一種干擾。傳媒應該是客觀的報道者，而不是政治權力的參與者。反特區政府傳媒的意識形態，長期都是以疑中拒中作主導，在拒中意識形態的挑動下，催谷加快直選，對落實「一國兩制」並沒有幫助，只會助長香港產生分離主義。

公民意識成熟程度不足

　民主是香港的方向。民主進程應該與公民意識和法治精神的成熟程度相結合。公民意識的基礎，就是國家民族的意識，認識到公民對國家安全和主權領土完整的責任，才算是公民意識的成熟。民主首先應該重視公民的義務和責任，顧全全局的利益。政治是眾人之事，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首先要考慮整體社會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更不是把向政府撈取什麼福利放在第一位，或者把損害公眾利益肥了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民主還要同法治觀念相輔相成，公民一定要有尊重憲法的觀念，按照憲制發展民主制度。公民還要認識代議政制的實質，懂得選擇優秀的代議士，由代議士監察和制衡政府，而不是用民粹主義代替民主制度。

　目前，香港的公民意識成熟程度是不足夠的。最明顯的是，香港的中產階級，反對減薪，反對削減浪費嚴重的教育經費，反對醫療收費的改革，公務員和受資助機構都是知識較高的人士，在香港出現經濟危機和財政嚴重赤字的時候，公務員工會提出不能減薪，「少一個仙都會控告政府」，但對整體全局利益不肯作出承擔，這種公民意識同一樣遭到亞洲金融風暴襲擊的新加坡、韓國公民願意減薪，在困難的環境下支持政府的國民質素比較，就顯得相對不足了。公民質素在經濟艱困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凝聚力是否強大，正是特區政府管治權威是否上升或者不斷下降的決定因素。東南亞菲律賓和阿根廷都出現了急進的民主改革，但是，隨後的結果是經濟連續十年下降。只要免費午餐和個人自由的擴張，只會帶來公共開支無限度地膨脹，帶來財政危機金融危機。

　《基本法》規定了中央和特區的關係，規定了中央對條文的解釋權，但是香港某部分加入了建制的人士對於對居港權案件由人大釋法，攻擊為「中央干預法治」，宣稱「法治已死」。這種既領取政府公帑而又反憲制人士的心態，很難說是符合「一國兩制」，也很難說是健康的民主。背離法制的民主很易導致只要權力，而不要承擔義務，更難對國家安全作出任何責任承擔，這種對於國家或者憲制缺乏認同的民主，最後只會導致離開「一國」，被分離主義者所利用。

英式代議政制不合理

　英國人設計的香港代議政制、稅制並不合理，納稅的人很少，不必繳稅的人很多，但卻有影響投票結果的主導權力，這種情況在所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是完全沒有先例的。英國撤退的時候，故意布局推動福利主義的抬頭，讓不必納稅的選民，透過選舉爭取更多福利，形成了香港居民只要權利，缺乏大局意識的社會風氣。不繳稅的公民，佔了大多數，因此，他們傾向於多向政府要求利益，而不肯為社會多作貢獻。每選舉一次，多數政客都主張增加福利，少繳納稅收，特區將會永遠陷入財政赤字的怪圈。投資者和工商界永遠是少數，在急劇的民主進程中，他們在議會中必然失去議席，沒有發言權，香港還能夠維持真正的資本主義經濟繁榮嗎？如果這一步走錯了，香港將失去投資，失去穩定繁榮。香港承受這種衝擊的能力有限，可能到了萬劫不復的地步，鄰近城市近年飛速發展，追趕香港，猛吸投資，香港走錯一步，要再翻身就很困難了。權利與責任不相稱的民主，不是質素好的民主，而只是會弄到社會架構崩潰的民主。

　香港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同「基本法」和中央政府對抗，但是政客在煽動疑中拒中和挑戰「基本法」的情緒，這將使香港陷入不必要的政治漩渦之中，這並非香港之福。政客為了私利，挑起了這種危險的情緒是不道德的，但是，它們的真正目的是奪取權力，因此，鬥爭越激進越好，將來出現什麼後果他們就完全不顧了。香港搞糟了，這些人早就有「居英權」，一走了之，其他留下來的香港居民就要收拾爛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