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2-07] 優化經濟政策及發展策略

鄧樹雄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主任

　董建華在二○○四年的《施政報告》中並未提出解決當前經濟困難的新猷，只強調要及時落實CEPA的各項安排。不過，《施政報告》提出要提升處理政策的能力，對制訂經濟政策及發展策略的影響甚大。特區政府坦承內部未有重視政策研究，以致決策過程差劣、政策素質不高，因此政策的討論出現簡單化、政治化、情緒化的弊端，也難以有效執行政策，故今後要加強政策討論，亦積極鼓勵民間智庫開展公共政策研究。

　特區政府這次坦承體制內的決策能力不足，是實事求是、值得讚賞的。究其原因，是由於過去港英政府的過客心態，不作長遠規劃，故無須作出政策研究。在經濟管理方面，有上世紀六十年代郭伯偉的「放任主義」，及七十年代夏鼎基的「積極不干預主義」，強調小政府及市場主導，政府干預或參與愈少愈好，所以港英政府從未發表中長期經濟發展白皮書，全由工商界根據市場狀況摸索發展路向。雖云善用資源，卻造成短期行為，不利香港社會及經濟的長遠發展。

顧問報告帶來混亂謬誤

　港英政府的行政架構也反映出這種經濟管理思維，政府內部竟然沒有一個政策局負責制訂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策略。特區政府雖設有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卻無須負責宏觀經濟發展策略問題。無論是港英政府或特區政府，均沒有設立經濟發展或經濟建設委員會，因此，各政策局只能聘請國際顧問公司作專題研究，但缺點是顧問公司多依照特區政府的要求撰寫報告，許多時候這些報告亦非物有所值。以顧問報告的建議來處理富爭論性的政策問題，無可避免地會帶來混亂與謬誤。

　董建華初任行政長官時已看出這種體制的缺陷，因此在其首份《施政報告》內提出多種長遠發展策略，亦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並於二○○二年二月發表了對未來三十年的遠景規劃報告書，可惜該報告書並未提出落實最終目標的措施和時間，故用處不大，且不理會當前狀況而奢談三十年後的事物，完全不切實際。此外，董建華曾提出要把香港發展成多達十多個的亞洲或世界行業或服務中心，可惜各政策局並未提出相應的研究及措施來支持這些新構想，結果成了空中樓閣，且成為國際笑柄。

　董建華的新政策並未得到公務員系統的支持，政策局高官以「積極不干預主義」作擋箭牌，強調市場主導，指出任何規劃都將會使香港走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道路，這些言論實屬危言聳聽。政策局高官其實是繼承了殖民地那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以致有關政策的討論及制訂均出現簡單化、政治化、情緒化的缺點。其實，高官治港用的就是口號化、公關化的策略，政策內涵極為貧乏，結果是各種偏差政策的短期行為不斷積累成結構性問題，例如結構性失業和財赤等。

簽署CEPA後面對挑戰

　雖如此，特區政府政策局高官還是自得其樂，不理會批評，並未與時並進。可是當香港與珠三角經濟日趨緊密，特別是簽署CEPA後，兩地政策需加強協調配合時，特區政府這種不重政策研究的陋習就面對很大的挑戰。去年八月，在簽署CEPA後首次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上，廣東有備而來，提出十四項粵港合作的政策項目；但港方全無準備，最後只提出一項，且認為許多政策項目應由市場帶領，特區政府不應過分參與。特區政府這種半冷不熱的態度是其一貫的處事方式，卻引來廣東的強烈不滿。

　《文匯報》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社評對此大加斥責：

　香港要重視和抓緊對廣東最新發展情況的研究和了解，才能提出自己的合作計劃和方案。過去，在粵港聯席會議或其他粵港合作機制中，往往是廣東官員帶來了各方面的具體合作計劃和方案，而香港官員的計劃則相形見絀。這不僅令合作的討論難以具體，而且抑制了廣東的合作誠意和熱情。今後，香港有關官員和部門應痛改前非，亡羊補牢，事先做好了解和研究工夫。中央政策組有責任牽頭，加強粵港分工合作的研究。香港各有關部門要盡快拿出各方面的具體方案，使港粵政府的合作進入實質性階段。

　未知特區政府政策局高官如何面對《文匯報》的指責，以香港的經濟規模和教育水平，應有足夠能力應付這一研究重任，可惜迄今特區政府仍舊忽視政策研究的思維和體制。

　許多著名學者對香港實際問題一竅不通，未能對改善政策素質發揮積極作用，這是極其可惜的。此外，香港工商界不重視研發，亦甚少資助民間智庫，而香港不成熟的政治體制也窒礙了民間智庫的作用。

　歸根究底，特區政府應成立經濟發展局，聘任專職研究員，由學者出任主席，定期發表論文，制訂宏觀經濟發展策略。現時《施政報告》把改善公共政策素質的重責交給中央政策組，顯見特區政府未盡全力，實難見效。　（摘自《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