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3-17] 文匯論壇．正視文化認同的困難

周八駿

　英國殖民統治造成香港文化與國家主體文化差異。香港的中國人怎樣才能克服身分認同的內在矛盾，並消除身分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外在矛盾？惟有確立對國家的文化認同，不僅認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而且認同國家改革開放發展的成就。不顧現實條件一味鼓吹民主，不僅推動不了民主政制，反而可能事與願違。何況，香港「民主派」鼓吹「還政於民」同港英當局推行「還政於民」一脈相承，挑戰「一國兩制」。

　中國這種民族（中華民族）與國家高度同一而歷史悠久的國家，在世界上是罕見的，這使中國人很自然地愛民族愛國家。然而，英國殖民統治造成香港文化與國家主體文化差異，使回歸後香港的一部分中國人在身份認同上存在內在矛盾——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但不願意認同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亦即中國的香港人。另一方面，香港文化仍然體現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又使香港的一部分中國人在身分認同與文化認同上呈現外在矛盾——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卻繼續保留英國屬土公民（BNO）護照，甚至同時擁有外國籍或外國居留權。

與國家主體文化存在差異

　香港的中國人怎樣才能克服身分認同的內在矛盾，並消除身分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外在矛盾？惟有確立對國家的文化認同，不僅認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而且認同國家改革開放發展的成就，同時，在語言、宗教、倫理道德等重要文化元素上增進對國家主體的認同。

　長期以來香港對內地的優越感不僅由於香港具較發達經濟水平，而且由於香港與西方文明相聯繫。近代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確實不如西方文化。最近20多年中國人民急起直追，但在一些方面仍有不短距離。香港與國家主體在文化上的差別，使得在香港普及對國家的文化認同是需要較長時間。

母語教育觸動殖民地傳統

　語言是文化認同的重要標誌。著名歐洲文化史學家彼得．李伯賡（Peter Rietbergen）說：「語言從來都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因素，它不僅是人與人溝通的媒介，而且要藉語言來劃分社會的各種群體。」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大多數前殖民地在獨立之後，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語言來代替帝國語言，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成立便推動母語教育，旨在促進對國家文化的認同。

　然而，母語教育觸動殖民地傳統，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利益產生影響。亨廷頓說：「歷史上，語言在世界上的分佈反映了權力的分佈。」兩個世紀以來，英國和美國相繼雄霸全球，英語至今仍在全球擁有主導地位。儘管《基本法》第九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維持文化認同和文化差異之間平衡。但使用英語在香港仍然是社會地位的象徵，這使香港不少中國人家庭依然偏重英語教育。

有人利用宗教製造分裂

　宗教在文化認同中具有重要位置。香港存在著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猶太教、印度教、錫克教等外國宗教和中國的道教、儒教（孔教）等。佛教、道教廟宇逾600所，信眾遍佈全港。基督教宗派逾50個，教徒約佔香港人口9%；最大一派是天主教。各種宗教和宗教派別在香港長期和睦相處，是香港文化中西合璧的重要表現。《基本法》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然而，2003年七一遊行前後，香港天主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基督教某些人公然偏離「政教分離」原則，蓄意製造「政教合流」趨勢，利用宗教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製造文化分裂和政治對抗，向中央政府和國家主體政治制度挑戰。這一鬥爭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民主不能脫離現實條件

　倫理道德是文化認同的另一項重要內容。香港的中國人在個人、家庭及社會非政治領域能夠調和西方倫理道德與中華倫理道德。在政治領域，拒中抗共勢力高喊民主口號似乎佔了道德高地，這是一個頗具迷惑力的「迷思」。

　人類自古追求崇高的倫理道德。一方面，民主一般原則，如同真與善等一般原則具有普世性。另一方面，如同崇高倫理道德在任何一個國家（地區）任何一個時期的實現程度都受制於特定社會歷史條件，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即民主一般原則在特定社會歷史情景的具體表現）也具有局限性和特殊性。不顧現實條件一味鼓吹民主，不僅推動不了民主政制，反而可能事與願違。何況，香港「民主派」鼓吹「還政於民」同港英當局推行「還政於民」一脈相承，挑戰「一國兩制」。香港居民需要一段時間來跟「民主派」劃清政治界限，只是希望不必支付沉重的代價。跟拒中抗共勢力劃清政治界限的程度，反射香港的中國人普及新身分認同和相應的文化認同的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