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8-26] 濱下武志 亞洲視野思索香港未來 放大圖片
■文/圖：錢雯雯
星期一，特區政府舉辦經濟高峰會，從宏觀角度討論香港經濟的發展方向，探討如何發揮香港優勢。日本的眼睛如何看香港？日本歷史學者濱下武志教授的地域研究取向、亞洲中心取向和海洋研究取向，應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濱下武志教授上周六，應香港商務印書館和《亞洲週刊》雜誌之邀，出席香港優勢講座，題為《廿一世紀香港：地緣經濟與地緣文化的矛盾》。
講座一開始，濱下就笑稱自己拿日本護照，但不一定認同日本和日本人。年輕時代的濱下曾下決心一定離開日本去別的國家沿海城市居住，如今早已如願以償。
一九七五年十月，濱下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助手的身份，第一次來香港，參加了在中國金融史學家金法蘭（Frank H. H. King）所長主持下開始的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歷史研究計劃。除午休外朝九睌五，他在中環匯豐銀行檔案資料室裏閱讀了大量銀行歷史文獻。其間，華僑匯款與東南亞關係的問題引起濱下特別關注，他開始重點研究華僑匯款方面的史料。此外，還參加了東南亞調查計劃，親赴新加坡、泰國等地。
東南亞的華僑匯款是通過中資銀行、民間匯款業者等途徑，最終到達香港的。在這個過程中所形成的東南亞和香港的匯款網絡，跟香港和華僑的經濟關係一起，形成了以香港為金融轉口中心的傳統的國際金融網絡。「這種金融網絡，是經由成千上萬華僑移民的本國匯款所發生作用的。」濱下驚嘆。
這些國際金融性資料是濱下理解香港的一個方面。「這對我以後通過南面去研究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今天香港的金融地位作用，如何可以提高人民幣國際化水平？運作制度化？」
歷史角度分析九七
九七香港回歸中國，濱下表示自己更加關心香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這一天，是一個時間的歷史段落，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
歐亞關係中的貿易、移民問題、殖民地問題；亞洲區內海域網絡的問題；香港、澳門、新加坡等南面地區關係的問題；日本和香港、華南的歷史關係等問題，濱下稱這些都顯示香港代表了亞洲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一個歷史過渡。「特別是一國兩制這樣的政治空間的應有姿態，今後，具體和現實的問題，都會進一步推移。我們需要關注香港今後的變化，更多方面地追索跟亞洲的聯繫。」
濱下歷時二十多年研究香港的報告《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中文版於一九九七香港回歸中國那一年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九七前後，國外不少圍繞香港研究的討論，把香港當作一個城市國家模式的論調最多。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確實是一個行政單位和經濟單位。但濱下卻從結構性問題去思考香港，從更長期的、歷史的脈絡中捕捉香港，然後再從亞洲的地緣政治空間和地緣文化中去捕捉香港，把九七問題以歷史性角度進行分析。
迄今把十九世紀中期「歐洲對亞洲的衝擊」作為近代歷史開始的時期的觀點，並不能充分反映亞洲內部的問題。濱下認為需要從亞洲內部的歷史架構去討論亞洲的近代問題。「當然，毫無疑問，要了解香港，就必須先了解香港本身的歷史，而且，還必須通過其更廣闊的周邊地區關係，了解亞洲的政治經濟歷史架構。」
香港城的唐人街
九七之後香港政治、經濟、文化甚至社會出現了很多變化。但是濱下認為，這種動向，不論是超越了九七年或追溯歷史，其實，這種變動是它本來的變動。
「我探訪了移居在北美、澳洲等地的朋友，他們住的地方與過去唐人街完全不同，成為應該叫作香港街的一個地方。這些香港街，連中美洲的千里達共和國、古巴等地都可以見到。」
「這樣，香港的作用，不僅在於把亞洲鄰近地區連接起來，而且，在世界各地出現的應該稱作香港城的唐人街，也正逐步製造一種互相聯繫的網絡。」
濱下剖析這種向內（繼承中國社會傳統、追求自身發展）、向外不斷發展下去的趨勢，將會把香港發展得更加有特色。
「香港，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下，在英語圈的一分子的身份下，使它擁有對什麼地區來說都適用的廣闊性的特徵。」
華僑經濟網絡
香港經濟，不是理論模式上所謂的獨立市場，也不是經濟理論上所謂的國內市場。香港經濟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網絡跟外部的聯繫而發展起來的，濱下的獨到見解是依據他豐富的研究經驗。「所以，用市場制度或經濟制度去理解、放眼香港的研究方法，未必一定可以看到香港的特徵。」
香港的經濟可以分為三個層面，即國際經濟層面、華僑經濟網絡層面、地方性層面。最近，加拿大、澳洲、美國等均強調國際化、世界化的戰略，而這些地區都跟香港資本的動向有著密切的關係。
「應該可以通過研究香港經濟跟華僑經濟的聯繫，找出香港經濟的一些特徵。」濱下認為，不單用GNP、GDP來表達香港經濟的情況，還可以通過對各種網絡的理解來了解香港的經濟。比如，老的舊有的華僑網絡在哪裡？有什麼變化？新華僑面臨什麼挑戰？亞洲社會性的網絡問題更將華僑華人網絡擴展至印度網絡，印度商人網絡與華人網絡的區別在哪裡？
內陸、沿海、海洋
在亞洲全區地圖中看香港，可以見到香港是連接東海和南海的接點。圍繞香港的是東亞、東北亞、東南亞的最大的海域藍圖。濱下特別強調香港的重要性：「除了從金融角度，還要從海洋角度思考，包括地理上和歷史上的海洋。」
在魏源十九世紀所著的《海國圖誌》的「沿海全圖」中，香港島、鄰近諸島和海域，被稱為「紅香爐峰」。在這個紅香爐山裏，有祭祀著保護跨越幾世紀沿海貿易的天后廟。十九世紀以後的香港，就是在這種所謂海洋文化的歷史文化下，加上移民、華僑等網絡，向外擴展而來的。
「如果看一下香港擁有的整體關係，就可以知道香港各個周邊地區，均經過香港來跟其他腹地進行聯繫，香港遂成為位於這種複合性腹地關係中的要塞。」
「香港的九七回歸，實際意味著傳統上華南腹地的收復。」香港會扮演以下各腹地的溝通角色，包括：中國華南沿岸一帶、華南各省、西南各省、東南亞大陸及島嶼、台灣、日本、韓國、美國及歐洲。
從這樣的經濟地理位置進行研究，就可以知道香港發揮了內陸、沿海、海洋三者之間網眼的作用。「現在，香港不只跟東南亞，還通過跟南北美、歐洲、東亞、南亞等海路、陸路，把廣闊的海域和地域聯繫起來。」
香港回歸後，中國具有了面對南海的優良海港，可以再次發揮其海國的威力。「中國海國化的戰略得到促進的同時，香港對亞洲的作用也不斷擴大。香港是否可以通過海洋思考建立將來的新模式？」
濱下相信，從經濟地理角度來看香港經濟的作用，今後會顯得更為重要。
「香港模式」曾是日本學習對象
日本和香港的最直接和最敵對的關係，是四一年至四五年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佔領香港的時期。
原來，歷史上「香港模式」曾是日本學習的對象。濱下講述到，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佔領了台灣，關於應採用怎樣的方式管治台灣的問題，日本曾詢問了政府的外國僱員－－司法顧問的意見。他們是英國人孟塔古．侯活和法國人邁克爾．雷本。日本把香港的統治問題作為參考，去討論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最後，明治政府還是接納了侯活的建議，決定把台灣當作殖民地來統治。可以說香港為日本提供了一個統治的模式。不過，其後日本卻把台灣轉作內地的方式來統治。後來，日本以香港作為制定對外統治政策的重要模式，這在香港和日本的關係中有著重大的意義。
「日本是通過香港來分析中國的。」濱下說。歷史上日本的對外認識、對中國認識，是通過香港的。所以，對香港史的研究，是同時存在著重新認識中國的課題。
「現在，在重新研究亞洲中的香港時，不應只用以往那種連接東和西的方法，還需要了解香港在東亞、東南亞中的作用。」
研究香港和日本的關係時，濱下提出首先要考慮日本和亞洲的關係，然後才給予它應有的地位。跟中國的關係、跟台灣的關係、同樣是這樣。但是，考慮跟香港的關係時，要提出一個需要怎樣的亞洲視野的問題。
「正如九龍的名字那樣，即香港有九個面容，就如有九個口袋那樣，必要時會從必要的口袋中取出東西；但是日本只有一個口袋……」濱下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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