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9-13] 滬港雙城大學學術風氣 放大圖片
上海的大學學術風氣濃厚。
文：楊劍龍
由於沾了SARS的光，去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任客座教授，就有機會參加了不少在香港舉行的國際性學術會議，因為上半年SARS的肆虐，許多會議被推遲到了下半年召開。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就先後參加了「思想上的個人、社會與國家」、「中國文化的傳承與開拓」兩個國際學術會議。此外還出席了浸會大學的「基督教價值與人文精神：歷史、對話與前瞻」、嶺南大學的「全球脈絡中的現代中國文學」兩個國際會議。在會議上與新老朋友交流切磋，得到了啟迪，增強了友誼。
在中文大學，又由於處於四十周年校慶期間，各種學術講座、學術報告絡繹不絕，使中文大學呈現出濃郁的文化氛圍、洋溢著濃濃的學術氣息。與上海的大學相近，在學校裏舉辦名家講座，總是大受歡迎。中文大學舉辦的傑出學人學術講座—杜維明先生、唐君毅先生的學術報告，就座無虛席，甚至連過道的台階上也坐滿了人，報告時的氣氛也十分熱烈。在中文大學濃郁的學術氛圍中，我又明顯感到與上海的大學不同，尤其是在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期間，幾乎沒有看到學生聽會，常常是偌大的祖堯堂顯得空空蕩蕩。會議的開幕式出席的人員還比較多，以後就每況愈下人越來越少，最後幾乎成為了報告者的自言自語、自娛自樂，無怪乎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大惑不解，會議期間還對此提出了疑問。
港生關注個人權益
與上海相比較，香港的大學生更注重個人的權益。在香港這樣法律化、制度化的社會裏，人們各人的職、權、利分得極為清楚，每一件事情幾乎都有其所屬的職能部門管理，每一個人幾乎都清楚其自身所承擔的職、權、利。就如同交通事故屬於交通警察管，刑警就一般不會越權去干涉交通的問題。學術會議是學者們的事情，與學生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因此再高層次的學術會議，也很少有學生與會、聽會的，不僅沒有大學生，連研究生也很少見到。但是，如果召開學生會的會議，只要有通知，學生們大多十分自覺地到會，並積極參與發表意見，提出建議。
上海的大學有時為了會議場面的好看，往往會組織安排一些學生參加會議，甚至還有學生輔導員押陣、點名，弄得一個並不大的會場人聲鼎沸、 座無虛席，這使報告者常常十分振奮，其實其中卻有違反人權的因素。從這個角度說，香港的學術會議組織者更為實在，如同現實主義「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反映生活」，實事求是而不虛張聲勢，求真務實而不死要面子。
但是，從另外一面看，國際學術會議常常有諸多知名學者與會，常常有一些角度獨特、見解精闢的學術報告，往往會給人以教益和啟迪，學者們的自言自語而沒有學生的參與，應該說是精神資源、學術資源的浪費。在大學求學的學生們大多是與學術打交道的，其中的碩士生、博士生又是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國際學術會議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場合與機會，既可以聆聽知名專家的高見，又可以當面向諸多學者求教，甚至可以找到幾個以後保持聯繫的導師，何樂而不為呢？
滬生學術興趣濃厚
或許與上海相比較，香港社會的商品化程度更高，人們處世行事的目的性更明確、更直接，對我直接有用的事情就去做，現在沒有用的事情就少做、甚至不做。雖然上海的大學生中也有一些功利性甚強的學生，為了畢業後謀得工資待遇高的職位，他們會自覺地參加各種學習班，不惜代價將外語、電腦學好。但是，仍然有許多學生對於學術有著濃厚的興趣，只要有學術報告、學術會議，無論是否有輔導員押陣，有不少學生就會趨之若鶩，早早就到報告廳佔位，這對於提高他們的學術修養、學術能力，顯然是有著莫大的益處的。
大學是傳授知識、培養人才的場所，知識的積累、才能的培養往往是逐步積累、潛移默化的，大學學術氛圍的營造，為學生學習提供了一種良好的環境；要真正獲得知識、增長才幹，必須依靠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任何強制性的手段都是對教育不利的。
我想上海的大學應該盡量避免強制性的強迫學生聽學術報告的形式，香港的大學生則應該努力珍惜學術的資源、學習的機會，從而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學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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