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25] 觀點：馬圖騰還是狼圖騰 放大圖片
馬是古代戰爭的功臣
文：郭偉川
在南北朝時期，也出現游牧民族武裝集團由於受儒家文化的感化，自動自覺地改變「狼性」，而融入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文明大家庭之中。
鮮卑拓拔氏結束了五胡十六國的混亂局面，統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權。自開國君主拓拔圭起，北魏諸帝皆重視儒學，至孝文帝時，竟推行大規模漢化運動，易胡服，禁胡語，改華姓，且遷都洛陽，尊孔崇儒，將六經定為官學，實行儒家禮治制度。及後之北周武帝宇文邕對儒家文化和制度之推行更不遺餘力。使昔日五胡十六國所盤據的狼煙腥羶之地，經過數百年儒家文化的陶治，其文明程度可媲美於南朝。「由此可見，推行儒家禮治，是游牧民族軍事集團在中原取得政權後，從非文明走向文明的必經之路，也是北方民族從文化融合走向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融合的關鍵所在。」（見郭偉川《隋朝之統一乃建基於南北文化之統一——儒家禮治在南北統一進程中的作用》，載饒宗頤主編《華學》第四輯，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如果要呼應姜戎狼圖騰的說法，這就是北方游牧民族武裝集團為儒家禮治所感化，主動地改「狼性」為人性，從野蠻走向文明，此乃中國中古民族史之史實。
至隋末，李淵、世民父子崛起於太原，照陳寅恪先生的說法，他們屬於「關隴集團」的成員。以地望而論，關隴之地，即指今山西、陝西與甘肅之結合部。此處乃漢族與游牧民族雜居之所，正是周、秦二朝龍興之地。亦就是說，此處既有農業為基礎，又有大量馬匹來源，這就是我所一再強調的古代中國得天下的二大必要條件。
儒道釋治天下
其時李淵兵出太原，其子李世民率驍勇善戰之騎兵，所向披靡，終於建立李唐王朝。然形勢極為險惡，具有「狼性」的突厥其時十分強大，向新政權發動猛烈進攻，唐高祖李淵大恐，亟欲遷都，為李世民所勸止。及至李世民繼位，突厥大舉進犯，太宗親率大軍至渭水與其對峙，突厥始知難而退。唐太宗為除突厥大患，遂秣馬厲兵，作好充分準備，在時機成熟時，派大將李靖、李績率雄師十餘萬，分路出擊，破陰山，大敗突厥軍，生擒頡利可汗，東突厥亡，漠南之地遂空。四裔君長上太宗號，共尊為「天可汗」，林邑、新羅遣使奉獻，倭國遣使入貢。及後太宗又大敗西突厥，大漠以西漸靖。貞觀十四年吐蕃贊普獻金寶請婚，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贊普甚喜，稍革舊俗，遣子弟至長安入國學。至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唐周邊少數民族部落如回紇、僕骨、多濫葛、拔野古、同羅、思結、渾、斛薛、跌結、契苾等首領皆來朝，主動內附，尋以其他分別為府州，命其首領為都督、刺史有差。當年京師長安，各國信使往來頻密，通商及宗教文化交流極盛，對「天可汗」唐太宗極為崇敬，出現「萬國衣冠拜冕旒」之盛況。唐太宗推崇儒、道、釋三教文化，同時他亦是一個專門「打狼」的人，其文治武功，正是對「狼圖騰」的極大諷刺。
去狼性而近人性
至唐末五代，契丹耶律阿保機崛起於東北。及至石敬瑭向遼割燕雲十六州，河北以北之地盡為其所有，使趙匡胤在立國伊始在地理戰略上即處於被動地位。宋太祖、太宗二代相繼北伐而不果。「澶淵之盟」後，南北出現相持的局面；至宣和年間，金滅遼，不數載而南下攻宋京，擄徽、欽二帝而去。宋室倉皇南渡，守住半壁江山。南宋末，成吉思汗崛起於溯北。及後蒙古先後滅夏滅金，既有北中國強大的農業經濟作基礎，又有蒙古草原和天山南北源源不竭的駿馬作為蒙古騎兵的戰爭資源，這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得以橫掃歐亞二洲的基本條件，而與成吉思汗的「狼圖騰」崇拜無關。
相反，成吉思汗要竭力去「狼性」而近人性，他平生最敬重和信用的二個人，一為漢族道教學者、長春真人邱處機；一為充分漢化的契丹族裔、大學者耶律楚材。成吉思汗非常仰慕邱處機，亟望相見，及後雪山之會，邱處機以不嗜殺人及敬天愛民，清心寡慾為言，以勸誡之。成吉思汗對邱極為敬重，賜建道觀長春宮，卒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可見對邱之進言不以為忤。「不嗜殺」者，去「狼」性也。至於耶律楚材，精通儒家典籍，博極群書，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釋老及醫卜之學，是一個充分漢化並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造詣博大精深的學者，成吉思汗極珍惜其才，處之左右，屢用其策。其子元太宗繼位，任其為中書令（即宰相），寵信有加，凡軍國庶改，皆先諮後行，元代開國典制，多出其手訂。元代之尊孔垂儒，與此有深厚之淵源。由此可知，成吉思汗及其子孫，非以狼圖騰得天下及治天下。
其實，在中國古代，無論漢民族或游牧民族，能入主中原甚至一統天下，且能維持其統治達到較長時期者，我認為必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廣闊的農業區域、充足的馬資源以及儒家禮治文化。以此衡之中國歷朝王祚，西周固如是；秦則廢儒家禮治，故一統天下後二世而亡。及後之兩漢完全具備此三因素，故王祚最長；三國歸晉而推行承襲自魏之「九品中正制」，而不實施儒家禮治，故王祚亦短。北魏以鮮卑族而具備此三條件，乃據有中原而統治北方近一百五十年，有足稱者。南朝因缺乏馬資源，故北伐中原皆不成功，取守勢而最終滅亡。隋因施暴政、窮兵黷武而不施儒家禮治，故二世而亡。李唐因具備此三條件，故出現盛世之象，王祚亦長。遼、金、元皆為游牧民族而具備此三條件，故先後佔據北方與宋相持；宋南渡後，因缺乏馬資源，故騎兵與後勤糧草輸皆不及北國，所以屢次北伐大多未能奏功，最後取守勢而滅亡，情形與魏晉南北朝時期之南朝同。
清皇帝漢化
元統一中國，其極盛時且橫跨亞歐二洲，可惜其統治者氣度不足，歧視漢人，不能與漢人共治天下，而以極少治極眾，故當漢人一旦揭竿而起，奪其馬匹軍械，各個擊破，蒙元乃倉皇逃回大漠。朱明一朝禦虜之策，一是積極經營馬市以武裝騎兵，一是築長城以阻蒙古騎兵入寇。但是，過去明廷長期防禦的主要對象是蒙古騎兵，等到醒悟東北關外的後金（即後之滿清）勢力勃興釀成大患之時，晚明大規模的內亂又起。官軍與李自成、張獻忠兩軍鏖戰經年，慘烈的自相殘殺造成嚴重的內耗。而滿清自努爾哈赤至皇太極在東北經營數十年，既有東北平原的大糧倉，又有大量的馬資源，同時又重用漢族士大夫范文程等人，實行儒家禮治。三者具備，乃厚積力量，等待時機。一俟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自縊煤山，滿清乃以強大之騎兵乘勢出關，一舉而得政權。又宣揚孔孟孝道，表示要與漢族士大夫共治天下，這是吸取元朝失敗的教訓，因此其王祚較元為長。故滿清得政權非其有「狼」性，未入關前，滿清政權其實在東北已實行滿漢共治（參郭偉川《明清易代之際的民心士氣與社會演變》，載郭著《儒家禮治與中國學術》，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二年）。入關之後，康熙、乾隆二帝都是歷史上最具「人性」的君主，他們的思想行為已高度漢化，已基本上沒有「狼」性，而且他們是視「狼」性為㘹的。
中國人對狼的認識乃至對其鄙視，是經過自遠古以來對自然界的觀察及真實的生活體驗累積而來的，相信並無偏見。有關狼之惡稱及相關譬喻，如喻兇惡殘忍，則言「豺狼成性」；說惡毒無人性，則為「狼心狗肺」；黃鼠狼給雞拜年，其歇後語為「不安好心」；《東郭先生和狼》的寓言，以喻恩將仇報，及警誡不能對狼存善心；狼之貪婪成性，連古代天文學都有一含貶義之「貪狼星」，衡之實際，狼經常偷雞盜羊，甚至襲擊人類，無論古今，人們對其皆深惡痛絕。至於游牧民族，我只知蒙古人有馬頭琴，未聞有「狼頭琴」。蒙古族的許多民諺都憎恨及鄙視狼，又豈能將狼視為圖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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