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1-16] 香港選舉制度和管治問題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民主派」某些代表人物將香港管治問題歸咎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不民主，鼓吹只要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香港就會「政通人和」。這是聳動視聽的說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和第二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較之港督產生辦法，在民主與不民主上有本質差別。行政長官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立法會，與港督對立法局居高臨下的地位也形成本質差別。但為什麼最後一屆港英政府公認「跛腳鴨」卻能夠維持有效管治？是中方的合作，加之港英政府直至管治的最後一刻都有效地維持了行政主導。

港英末期有效管治的秘訣

　以1991年香港立法局引入部分分區直選議席為始點，香港代議政制至今只有13年。九七前，港英立法局分區直選議席由1991年18席增至1995年20席，增幅是約11%。九七後，特區立法會分區直選議席由1998年20席增至2000年24席，再增至2004年30席，短短6年，第三屆較第一屆增幅達50%。

　值得注意的是，彭定康推行香港政制改革，但就是不增加立法局分區直選議員數及其佔立法局的比例。為什麼港英政府直至管治的最後一刻都能夠維持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良好合作？是立法局選舉制度確保港督對立法局有效控制以實施行政主導。

香港政治制度開始質變的標誌

　選舉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元素。選舉制度的重大改變是政治制度改變的標誌。九七前夕，倫敦維持港督產生辦法於不變，在香港匆匆推行代議政制卻控制立法局分區直選議席不過半，都是為了維護其殖民管治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質。鍾逸傑先生在其回憶錄《石點頭》中指出：「遠在一八六五年，英國國會就通過了殖民地法案。此法案規定，在任何時候，若殖民地立法局的議員有一半是經選舉產生，即成為『代議立法局』，可全權制定法律，換句話說，實質上獨立了。」（中譯本，香港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99頁）

　然而，香港回歸短短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分區直選議席就增加到了全部議席一半。這固然不是也不可能是香港「獨立」的象徵，卻是香港政治制度開始質變的標誌。

管治問題不能歸咎於沒有雙普選

　我在這裡表達的，完全沒有香港政治民主化進程應該倒退的意思。我只是想說明，香港管治問題不能歸咎於沒有雙普選。相反，我們應當冷靜而清醒地思索：特區第二任行政長官推行高官問責制才一年，就暴露香港缺乏全面、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人才，就暴露香港缺乏對香港社會性質和歷史方位具有全面、深刻認識的政治人才；立法會分區直選議員才佔立法會三分之一增至二分之一，就暴露香港政黨政治尚屬雛型的缺陷；概言之，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選舉制度尚欠缺足夠的社會條件來配合，怎麼能夠不先求完善和鞏固現行選舉制度和政治制度，便輕率、倉促地推行雙普選來進一步改變香港政治制度？

　「民主派」在普選和政黨政治問題上陷入「悖論」。其代表人物一方面承認普選需要成熟的政黨政治相配套；另一方面鼓吹惟有普選才能推動政黨政治。為了自圓其說，他們稱之為類似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香港尚無名副其實的政黨

　這是詭辯。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比較成熟的政黨是推行普選制度的一項必要條件。香港尚無名副其實的政黨。自由黨、民主黨、民建聯成員僅以百或千計。一些小政團更是組織渙散。政黨、政治團體缺乏關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研究以及關於香港政治轉變和經濟轉型的研究，提不出全面、系統的綱領、方針和政策。在第三屆立法會競選期間，正是某些「民主派」代表人物批評香港政黨落後或老化。怎麼能夠期望「落後或老化」的政黨來與雙普選相配套？

無視事實的攻擊

　誠然，不是所有「民主派」人士都將香港管治問題歸咎於選舉制度。有人稱「香港的『六年浩劫』，是因為『落後統治先進』，是中央支持董建華用五千年的落後思維落後制度來取代港英150年建立的先進思維先進制度。」這是無視事實的攻擊。請問：香港特別行政區至今對港英留下來的一切有多少觸動？直至2003年七一遊行，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十分放手。只是在《基本法》的權威和實施遭遇嚴重挑戰，香港既陷入經濟轉型困境又發生管治危機的時候，中央才履行《基本法》規定的權責，及時給予特區以支持和幫助。（本專欄逢周二刊出）（文匯論壇）